自次贷危机及全球经济衰退爆发以来，为抑制出口下滑过快，防止出口企业出现大面积倒闭，中国被迫再次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牢牢挂钩以保持币值稳定。

　　上周末，欧元区和欧盟“三驾马车”集体来华就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向中国施压。所谓的“三驾马车”，指的是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与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

　　当然，并非仅仅只有欧洲人如此盼望人民币升值。事实上，美国国内也一直有人对此耿耿于怀，如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最近就再次敦促美国商务部调查所谓的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此则要理性得多。近日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行便刻意回避了人民币汇率这一敏感话题；不仅如此，上月美国财政部也再次拒绝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

　　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更多的全球和地区政治、安全、经济事务上需仰赖中国的大力配合。同时，对于美国来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只是保持汇率稳定，而并非蓄意贬值。抛开选举期间的纯粹政治考虑不谈，美国精英阶层中其实也有不少人心知肚明，就算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只要美国民众低储蓄、高消费的习惯不出现根本改变，美国的贸易赤字就不可能显著减少。因此，对于美国来说，在关键时刻祭出人民币升值口号，除迎合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要求外，更主要的是作为双边政治、经济博弈时的一个工具而已。

　　而欧洲的想法则要复杂许多。与美国的半遮半掩相比，客观地说，欧洲的内外部压力要大得多。站在欧洲的立场上，此时重提人民币升值，似乎完全契合现实主义的内涵。

　　矛盾的根源要追溯到欧元的创建之初。对于欧元区成员国而言，单一货币的问世简化了交易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区内贸易融合，但一种货币的背后，却又潜伏着两大隐患，这在经济繁荣阶段或许并不明显，但危机一来便暴露无遗。

　　第一个隐患，是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问题。当欧洲央行代替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也就意味着各国失去了自主决定何时收缩货币、何时放松货币的权利。

　　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在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制定上具有较大影响力，欧洲央行继承了德国央行控制通胀优先的稳健作风，导致在整个反危机过程中，欧洲央行并不像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一样敢于实行大胆的定量宽松货币。这就使西班牙、意大利等经济韧性较为脆弱的国家深受其苦。

　　第二个隐患，是统一的汇率带来的福利分配效应不同。理论上讲，欧元的汇率水平应当是16个成员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的一个折中，它必须综合反映所有成员国的劳动生产率、贸易盈余等竞争力状况。

　　如此一来，原来货币最坚挺的国家 (如德国)势必成为最大受益者——假设西班牙和德国还分别以比塞塔和德国马克作为货币的话，那么贸易收支方面的差别将导致马克升值而比塞塔贬值。

　　统计数据也足以支持这一假说：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德国创纪录地实现了17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有力拉动了其经济迅速复苏；而同期西班牙则出现了8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应当承认，欧元区领导人的焦虑是有一定现实理由的；从一个长远的视角来看，这或许还将使英国、瑞典等西欧经济强国彻底患上“欧元恐惧症”，从而长期游离于欧元区之外。但欧元区的这种内部失衡更应通过其内部政策来进行调整，转嫁给中国并不恰当。

　　我们更要看到的是，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阴霾并未彻底消散。近日爆发的迪拜债务危机便已显露出冰山一角。一旦中欧之间因为短期利益而引发大规模贸易保护战，对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将是毁灭性打击。这既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的长远利益。所以说无论是中欧还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分歧，最好还是通过对话来加强沟通，以获得相互谅解，而非一味诉诸制裁和威胁来试图达成目标。(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