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中国或将位居世界温室气体总量排放之首，碳价和碳税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平衡。11月28日，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著名经济学家Ross Garnaut(郜若素)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如何面对气候变化挑战：澳大利亚的视角》演讲时表达了上述观点。当日还发布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一书。

　　该报告是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郜若素受该国总理陆克文委托实施的项目。

　　排放之首

　　郜若素预测，中国在全球排放量中的份额将从2005年的18%提高到2030年的33%。届时，中国的排放量很可能会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排放量的总和，将成为决定世界总排放量最重要的国家。

　　郜若素认为，驱动中国到2030年排放量迅速增长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第二、中国经济可能继续以能源密集型增长为主。郜若素预计，如果不审慎地减缓气候变化，并假设中国的投资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重工业迅速增长，那么中国的生产能耗强度的下降速度不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快。第三、由于中国缺乏碳定价机制，因此不可能摆脱以煤为基础的重工业，或在封存燃煤排放物的道路上取得任何进展。其唯一的结果是降低能源系统中目前较高的碳密度。

　　本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降低40%至45%。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认为，“这个目标有点偏高。”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很大。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中国正处于一个既要保增长又要减排节能的矛盾之中。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Crawford)经济与政府学院资深研究员宋立刚还从发展的不均衡、进入工业化中期、企业与家庭的反应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压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建议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取消出口激励，更加注重第三产业。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有不同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齐晔认为，应当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囚徒困境

　　全球减缓气候变化面临诸多挑战。郜若素说，一个重大的挑战是，发达国家是否能够承诺并深入履行减排方案。根据模型测算结果表明，2020年需要在2000年水平上减排15%—30%。而至今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目前谈判的方向不可能预期全球减排超越于发达国家承诺的额度。如果清洁发展机制继续作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努力的主要手段，那么，即使它有所扩大，发展中国家所有消除温室气体的行动仍将继续以发达国家支付的经费为补偿基础，从而代替其自身的减排。由于发展中国家任何实际的减排只会导致发达国家相应地降低减排量，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可以视为零。

　　郜若素的分析显示，在一切照旧的情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将在2027年超过模型测算的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ppm二氧化碳当量的全球排放量限度，到2030年将超过全球限度的20%。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目标最终稳定在450ppm，而发展中国家不进行任何减排，那么到2024年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排放量将超过模型测算的全球排放量限度；到2030年将超过全球排放量限度的60%。今后10年及之后超过浓度稳定路径的排放，将会增加气候变化风险。为了弥补早期的过度调整，在其后的年份将需要更深入地减排，减排总成本可能会大大增加。

　　目前，全球正在应对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囚徒困境”问题，如果合作，会产生最优的结果，但各国又都有不合作的动机。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如果各国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么各国都会得到更大的收益——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动机从其他国家的减排中获益，而自身不支付任何减排成本。通过交流和单边支付承诺，能够减少囚徒困境的发生。然而，要有效地进行交流，并对分享合作成果达成默契，则尚需时日。

　　郜若素建议从人均排放量来界定排放权。他说，采取这种简单的方法，是在各国分配排放权时，逐渐增加人口权重，一方面从现实出发，认可高排放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考虑发展中国家公平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要求。( 本报记者 龙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