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三季度起，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回归到盯住美元的刚性水平，一直徘徊在6.83区间。但随着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贸易保护主义纷至沓来，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

　　美国制造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怨声载道，认为中国政府刻意将人民币压制在较低的水准，从而让出口商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尽管美国并没有给中国贴上操纵汇率的标签，但据报道，汇率问题将是奥巴马总统首次访华的主要议题之一。虽然欧洲对中国的汇率政策的忧虑没有美国那么公开，但欧洲高级决策者已打算向中国派出3人使团，努力游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来源于环太平洋国家，正在召开的APEC21国财政部长会议上，也多次呼吁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

　　在央行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汇率政策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应结合国际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走势变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尽管在措辞上出现了罕见的变化，而且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确客观存在，但笔者认为，升值与否，将成为央行的两难选择。

　　由于人民币汇率在实际中表现为盯住美元，在这种机制下，即使人民币兑美元出现一次性升值，但兑欧元等其他货币却未必升值、甚至由于美元贬值的累积幅度过大(3月份以来美元指数下跌幅度已超过16%)，人民币兑非美货币仅仅呈现一种“假升值”状态。除非中国的汇率制度出现变革性的调整：或调整“一揽子货币”的结构和权重，真正的盯住货币篮子；或放弃“有管理浮动”实现真正的自由浮动。但是，如果快速纠正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使其与美元真正脱钩，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得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和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经历阵痛。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从央行一贯的谨慎作风来看，大手笔调整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并不大。

　　西方施压人民币常用的理由是：平衡国际贸易、改善全球失衡，事实上，这种论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都站不住脚。汇率并不是导致经常项目盈余的原因，仅仅是国际贸易失衡的一种结果。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升值超过20%，但升值并没有改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累积的问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表示，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扼杀全球复苏。如果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而美国和欧盟经济又不能因人民币升值得到立竿见影的提振，世界经济将面临推动力骤降的危险。外汇措施无法解决全球经济中的问题，更为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

　　对于中国来说，内部结构调整更是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即使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不论在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中国都维持顺差，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本质上还是出口导向型的。如果结构不发生转变，一定会体现为汇率上的压力。另外，由人民币低估和过度依赖出口所带来一系列国内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人民币汇率水平长期低于均衡水平则意味着中国大量的福利通过商品出口不断向海外流失，客观上降低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因人民币低估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以及目前最为紧迫的通胀风险，将会由全国老百姓来“埋单”。不论是从本国利益出发，还是从国际博弈的角度，人民币确实需要通过适度的升值来达到平衡政治、经济以及短期、长期等各方面矛盾。但是，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显然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失衡问题。

　　尽管短期看来，中国现有结构模式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并不构成不调整结构的理由。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私人部门投资未完全激活，仅靠政府投资消化高储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最佳的办法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税制改革以及社保福利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由出口导向型策略发展到内外平衡的发展策略。不过，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下，这些改革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

　　人民币汇率的出路，其实应该在汇率之外，合理的结构调整才是解决国民经济、国际经济失衡问题的根本途径。尽管这些调结构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但却能够有效地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同样能够起到“升值”的作用。(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