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地22日起正式实施调整后的药物零售价格，与现行政府规定的零售指导价比，此次约有45%的品种价格作了适当下调，平均降幅12%左右；约有49%的品种价格未作调整，继续按现行价格执行；还有约6%的品种适当提高了价格。(10月22日中国新闻网)

　　已经记不清楚这是国家发改委(计委)第几十次“降价通知”了，笔者的印象是，近乎每一年，国家发改委(计委)都要管一管药品市场中的高价现象。但是，如此之多的“降价通知”，除了能反映出相关部门貌似尽职尽责的“乐此不疲”外，还反衬出了单纯降价行为的“西西弗斯命运”——但凡是被降价的药品，在市场上都很快会遇到“买不到”的现象，我们习惯上称之为“降价死”。

　　降价―消失―出现新药品―再降价―再消失，这好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循环运动。

　　当一种商品的利润低于其他商品时，销售方自然会选择利润高的商品作为推销的重点。普通百姓对于药品也习惯于“价格高药效就好”的惯性思维。两者共同作用之下，被降价的药品就会逐渐被市场抛弃。日积月累，市场上的降价药也被会被高价药取代。

　　最近的例子就发生在国庆前夕。9月3日，江苏省物价局公布了零售价格在15元及以下的400余种廉价药品目录，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已经有许多药品退出市场。在“降价死”的铁律面前，我们有理由担心，新降价的45%的药品，有没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市场上消失？如果有，那么发改委单纯的降价行为，只会在形象工程上起到些许作用，对于“看病贵”问题，则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找一条杜绝“降价死”现象的根本解决途径，要远远比单纯公布几个“降价通知”更为重要。

　　“降价死”是我国药品市场的独有特色。这与我国时下实行的药品生产和销售制度不无关系。我国有六七千家药品生产商，在生产方面，这个数字表征着激烈的竞争现状。但在“无形的手”的作用下，生产领域绝不是诱发“降价死”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目光自然转向销售环节。不必怀疑，我国药品的销售组织还主要是以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而这些机构又绝大部分被国有体制所垄断。医疗机构的垄断经营模式决定了他们在选择药品时的强势地位，他们当然愿意选择高利润药品而放弃降价的药品。表现在形式上，就是许多医院存在大量“吃回扣”的现象。医生为了“回扣”故意开高价方、开偏方，从而疏远本应占领市场主体的低价药。

　　不必讳言，“降价通知”终究解决不了“看病贵”问题。医疗体制改革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指望“一降了之”而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只是一种妄想而已。但是，“降价死”现象再顽固，也离不开“利益”二字，在笔者看来，只有让医和药两大体系实现彻底的分离、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变成真正的公益事业并对“新药品”进行严格的审批，才可能彻底避免“降价死”现象，百姓才能看得起病。 (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