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媒体刊发了某国际投行关于今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将从去年的30亿美元激增到50亿美元的消息；此前，还有媒体引述国外机构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二成五，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相关报道没有披露具体哪类商品、哪些品牌被统计为奢侈品，所以这些数据只是一家之言，不必深究。但是许多国人前所未闻的世界顶级名车、名表、名牌服饰、名牌化妆品正快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人自己也打造出“天价烟酒”、“天价月饼”都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认为，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总体上终于过上了小康生活，有资格，也应该追求享受型消费了。这一方面能促进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但是享受型消费不等同于奢侈品的消费。在理论上，奢侈品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说，和抽大烟之类的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消费不同，奢侈品消费不是一无是处，所以不能明令禁止。但以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奢侈品消费增长过快，占用过多资源，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也是显然易见的。仅从经济方面看，中国的产业结构亟待升级换代，而升级换代所需的研发投入不足；许多城市中，与流光溢彩的中心区一街之隔的地方因为公共设施投入不足，仍没改变“脏、乱、差”的面貌。所以，中国应该对奢侈品消费有所节制，把更多资源引导到研发、社会公共设施投入等更能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方面上来。

　　据有关报道分析，中国奢侈品的消费者主要包括少数官员、企业主和追求名牌的年轻“白领”人士。针对这不同人群，约束奢侈品消费的措施应该有所不同。

　　日前，被媒体曝光的那位公开场合抽“天价香烟”，佩戴名牌手表的某地方政府官员因贪污受贿获刑。笔者认为，即使这位官员不贪不腐，在公开场合展示的天价烟、名牌表完全是靠亲友馈赠，丢了官也完全是咎由自取。既然选择了从政为官的道路，官员个人的言行必须维护政府的形象，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对于各级官员，应该制定具体条例，明令要求时时处处保持“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作风，尤其在公务活动中不准使用奢侈消费品。官员崇尚奢华而招致灾祸的古训实在太多太多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约束那些平日节衣缩食，为求名牌而一掷千金的“月光族”、“啃老族”白领们的奢侈品消费，主要靠引导教化。这方面，媒体责无旁贷。奢侈品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下大本钱，利用媒体进行宣传，而且往往不是生硬的广告，而是借倡导“时尚”、“品味”之名，对年轻人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犯法，不能明令取缔，只能靠媒体从业人员出于道德良心，把自己的媒体当做社会公器，自觉向年轻人灌输文明进步的生活观念。尤其主流媒体，如果一面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宣传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一面宣传推广那些并不适宜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程度的奢侈品消费，则应该受到有关纪律的硬性约束。

　　应该说，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要群体还是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他们中，不少人当初文化教养不高，社会地位低下，胼手胝足创业发家后，想通过炫耀性地消费奢侈品，提高自己的形象和社会地位。这情有可原，但理性不足。对这些人，一方面要动之以情，引导他们通过把更多财富投入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从而提升个人形象和社会地位。生硬地进行“艰苦朴素美德”的宣传教育，可能不起什么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诱之以利，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投资获利机会，鼓励他们将更多利润投入到更高层次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同时，进一步完善财务、税收管理制度，严格限制企业主将个人奢侈品消费支出摊入企业生产成本。

　　至于利用非法、甚至犯罪所得进行奢侈品消费的行为，只能是对其绳之以法了。(陈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