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人们把最多的赞美给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胡锦涛提出，中国到2020年将使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并争取到2020年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这一说法被视为中国将承诺量化减排的信号。鸠山由纪夫则是因为一个减排25%的承诺，一改麻生时代紧随美国的消极，从“伞型集团”中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继续了他马丁?路德?金式的演讲风格，但却因为没有拿出任何实质性承诺，而只收获了一些失望和指责。

　　如果不能在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达成“后京都协议”，美国将为此承担最主要责任。然而，此时此刻最紧张的却不是美国。不久前，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获众议院通过，尽管在参议院能否过关还要打上问号，但新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举措，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美国已经积极投身到全球“碳政治”的博弈中来――尽管这其中仍不乏强权政治的色彩。此外，美国借此排除了道德上的风险，避免了“裸奔”哥本哈根的尴尬。

　　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诸多斗法，常常是“嘴上说的是主义，心里想的是生意”。相对于欧洲在世界主义方面的道德情怀，美国人是现实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必须要看清的是，无论是签署还是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国始终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在角色转化中始终坚持如下原则：一是减排目标不能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二是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承诺量化减排，这里的矛头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

　　让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讨论减排，既是欧盟、“77国集团＋中国”、小岛国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共同的需要，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自推动《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欧盟一直是国际气候政治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美国不甘于由欧盟主导的“碳政治”，试图在G8的基础上另起炉灶，然而，能否如愿还有赖于“77国集团＋中国”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前夕最焦虑的是欧盟而不是美国。

　　相对于欧盟，美国的经济支柱是传统能源，其先进技术集中在军工、航天和信息技术领域。德国、法国、英国和丹麦等欧洲国家，在新能源技术上远超美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规则，美国的先进技术依靠知识产权相关协议获得了巨额财富，而欧洲却未能从新能源贸易中获得太多。毕竟，传统能源仍是能源消费大国的主要能源消费产品。

　　在“碳政治”的博弈中，真正的对决者仍是欧盟和美国。积极主导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欧盟，需要通过气候政治改变其在新技术领域相对美国的劣势，并通过全球碳交易体系，推进欧元成为国际货币的进程。同时，欧盟当然也希望在将先进技术向他国转让时，通过知识产权获得较高收益。

　　但美国显然不会坐视不理。通过“碳税”的震慑，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先进技术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而今年美国能源部长访华期间，美国对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合作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兴趣，也表明美国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意愿明显。由美国GE公司等企业向中国推销的智能电网系列解决方案，也与中国对未来电网的改造设想一致。这其中满是商机。

　　需要指出，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传递出的最重要信号，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将逐步形成一整套国家战略，而不是对碳压力的简单回应和几句外交说辞。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种努力可能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中得到更多体现。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长期的、一贯的。这些立场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气候变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是减缓和适应的关键”等。至于在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是否会抛出更为具体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计划，目前尚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减排承诺会集中在“碳强度”而非量化减排指标上。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不用急于现在就给出一个排放量达到峰值的时间表。

　　下一步，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调整心态，将外部压力真正转化为内部发展改革的强大动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提升规划编制水平，调整和优化产业政策，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加入WTO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改革进程。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则很可能是又一次发展良机。 (冯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