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对山西而言实际上是一次机遇，在煤炭需求萎缩的情况下，该省实施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方案。按照计划，到2010年底，山西省原有的2600座煤矿将只保留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由目前的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这意味着，山西数千名“煤老板”将从煤炭经营前台隐退，成为幕后的股东，或者从煤炭产业退出，进入新的投资和产业领域。而据业内人士估计，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约有3000亿元的资金。(9月21日《经济参考报》)

　　3000亿资金的去向引发人们的猜想并不意外，因为“活钱”的大规模流动对于市场而言并不全是好事。此前房地产市场即有所谓“温州炒房团”的先例，炒房资金所到之处几乎应声引发当地房价飙升，但随着它们的快速撤出，被严重高估的楼市随之陷入低迷。于股市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人们有理由警惕“煤老板”手中所持有的3000亿“活钱”。

　　好在，媒体的报道表明，尽管一部分资金进入楼市股市不可避免，但是3000亿“煤老板”资金中的大部分，是在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项目以及小额贷款等领域寻求出路。考察3000亿巨资的流向，其实也是在考察数千名“煤老板”们的“后小煤窑”时代的转型之路。现在的问题是，“煤老板”们囿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经营素质，加上民营企业通常运转过程中的种种制约因素，无论是事业的转型还是资金的寻求出路，都还存在着不少艰难之处。把“煤老板”和艰难联系在一处，估计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充满荒谬。曾几何时，“煤老板”们的身影一般只会和豪华车、奢侈品联系在一起，或者出现于矿难和权钱交易之后。

　　必须承认，“煤老板”们的确没有太好的名声。但是，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漠视这一群体的转型探索，或者放任3000亿资金进退去留的理由。如果苦心孤诣地突围却处处遭遇不可逾越的围墙，那么我们将很难保证“煤老板”手中的巨额资金成为出入楼市、股市兴风作浪的投机资金。更重要的是，“煤老板”的转型之路实际上也是资源经济的转型之路，3000亿资金的投向探索实际上也是民间资金的突围之路。资源和传统能源终究会有枯竭的一天，建立在输出资源能源之上的发展模式必须寻求可持续的替代方案。数千名“煤老板”的事业转型，应该是资源经济转型的演练。同样，民间资金如何转化为民间资本，并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不是掣肘因素，3000亿资金可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计较社会对于“煤老板”们的道德评价，而是应当从破解经济课题的角度来关注3000亿资金的流向。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有必要对“煤老板”从“小煤窑”向“非煤”产业转型提供必要的帮助。世界经济运行的规律表明，每一次全球性经济波动之后总是会跟随着一波崭新模式的经济增长，本轮金融风暴将会催生新能源、物联网等新产业。这对持币观望的“煤老板”而言，同样是难得机遇。当然，这不是他们谙熟的领域，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保证“煤老板”手中的资金变身为可以获取稳定收益的资本。同时，放宽民资准入的范围，尊重民资运作的自主，依旧是需要重申的话题。

　　“煤老板”可以成为历史概念，他们手中的资金流向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关注这一问题，不在于惧怕因此引发的消极后果，而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一个关于资源经济转型、民间资金突围的积极标本。“煤老板”3000亿资金到底流向何方，不妨拭目以待。(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