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以来，尤其是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美式资本主义、金融创新、监管缺位，乃至作为人性弱点的贪婪都先后被反思。

　　在危机的爆发、加剧、扩散，直至逐渐平息的各个阶段，人们的情绪也经历了震惊、愤怒、恐惧，直至回归冷静与理性的过程，对危机的反思也在持续修正。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信号初现，危机爆发之初的激进性批判似应让位于更理性与冷静的思考，以及对矫枉过正的防范。

　　反思次贷危机之因，论者多从金融创新过度、监管缺位等市场角度出发。危机后，主张小政府、少干预的美国新保守主义陷入低潮，而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大有重新君临天下之势。

　　但将错误全部推给市场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美联储长期低利率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如果不是美国国会通过《社区再投资法》，要求储蓄机构必须将部分贷款贷给所在社区低收入人群，如果不是克林顿政府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如果不是获得政府支持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担保次贷债券，市场不可能欣然承担高风险。

　　那些因次贷危机而认定华尔街终结，市场经济失败的论调更是站不住脚。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危机就怀疑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一样，也不能因为由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金融市场种种问题，就怀疑或否定金融创新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在既有条件下，也不能必然认为政府比市场更英明，加强对市场的有效监管并不意味着对市场机制加以束缚甚至钳制。

　　危机中各国政府秉承凯恩斯主义理论，以货币和财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试图熨平经济周期。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暂时性的成功，但并非已经“毕其功于一役”，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依然有待观察。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次贷危机发生前的历史，就能明白需对“正确的错误”有所警惕。美联储之所以在次贷危机前长期维持低利率，主要是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本世纪初的一次短暂经济衰退。从刺激经济角度说，格林斯潘当时的低息政策是适宜的，但世易时移，彼时“顺理成章”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酿成灾难。

　　美国经济学家穆瑞·罗斯伯德在研究上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专著《美国大萧条》中指出，1929年危机的根源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而是之前美联储的持续信贷扩张政策，而当时胡佛政府的干预措施非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因破坏了市场自身调整而导致衰退持续时间更长。

　　如果说次贷危机告诉我们市场和创新应谨守边界，那么次贷危机同样也告诉我们，政府也存在诸多局限，不可贪图“一时之快”。

　　进一步反思危机，是为了充分吸取经验教训，修正不完善的认知。危机应促使人们重新理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完善两者的互动关系，而非简单地贬低一方或抬高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