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暴涨、地王频现、投机盛行——楼市泡沫越吹越大。有人认为，高房价正在要挟中国经济，给启动内需带来了负面影响；也有人认为，房地产正在救中国经济，因为它是先导产业，涉及数十个行业的兴衰。

　　房地产业确实涉及诸多行业，并关系到银行体系安危及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以至于，地方政府在楼市不景气时频频“托市”，使房价呈现“只能涨不能跌”的畸形格局；以至于，房价并未随金融危机而出现周期性调整，反而创出了历史新高。

　　那么，房价泡沫能否救经济？有人统计的结果是，截至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成功先例。

　　住房本来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品，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了有钱人的投资品，成了普通百姓最大的开支和负担。近期，国家统计局网站刊登的《三忧房价快速上涨》一文指出：高房价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给启动内需带来了负面影响。事实确实如此，只有70年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商品房虽然在统计时不计入消费，但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期限较长的消费品，而且是大部分人花几十年时间来分期支付的消费品，是支出的最主要部分。如果房价太高，而收入又没有同步提高，那么购房者的其他消费行为必然会受到抑制。比如，高房价肯定会使“未买房而欲买房”的人群选择“更多地储蓄”，而压缩其他消费；高房价也肯定会使“已按揭买房”的人群省吃俭用还房贷，其消费行为也自然会被长期抑制。另外，有些刚毕业就买房的“啃老族”，还搭进了父母、亲戚的养老钱，这样不但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还影响到了整个家庭、家族的消费。显然，高房价对其他消费品的“挤出效应”非常明显。

　　要想调整结构、启动内需、减少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当务之急就得抑制高房价，让住房回归居住的本源，而非投资和投机品。

　　那么究竟该如何抑制高房价？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格局，切断政府与开发商之间过于紧密的利益链条。据笔者了解，在今年的“小阳春”之前，楼市处于寒冬之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将地产商和银行行长拉到一起进行“拉郎配式”的指定贷款。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炒高地价和经营城市的目的，通过市政府搬迁、火车站迁移、将房地产老板提拔为副市长等做法，想方设法地去配合房地产经营。其实，最近频频发生的“地王”现象不仅是因为流动性充裕，与土地供应的天然垄断体制也不无关系。

　　其次，对于房地产的贷款应该有所收缩，避免因房价波动而酿成金融危机。目前，房地产业的资本金比例已经下调至20%，理论上开发商可以使用5倍的杠杆率，一旦房价小幅下跌，地产商的资金链就会紧绷。从统计数据来看，今年1—6月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2.4万亿元，房地产对银行资金的依赖率为50%—80%(杠杆率2—5倍)，若按照80%来算，上半年来自银行的资金近两万亿元。上半年还有2829亿元的新增按揭贷款。“4万亿”财政刺激中，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大都来自银行信贷，并且大都投在了与地产相关的基建项目上。

　　第三，应该进行税收调控，研究征收物业税、遗产税等，对闲置房、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征收高税率。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消息称，将把房地产业的税收作为监管重点，要将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链条所有环节涉税行为，都纳入控管范围，重点审核房地产开发成本费用，并严格监管二手房交易。对此，很多人解读为调控房价的举措。但笔者认为，在房地产开发各环节加强征税反而会推高房价，这些税收成本必然会转嫁到购房者的头上。目前，最务实的办法应该是从物业税和遗产税来着手。只有这样，“捂盘”、“投机”、“空置”现象才会减少。据悉，近期深圳正打算试点征收物业税，这应该是抑制房价泡沫的“杀手锏”。

　　第四，应该尽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否则，高房价会酝酿很多社会矛盾。如果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没有大幅提高，房价太离谱必然会形成“滞胀”现象。

　　有人会说，既然房价高成为泡沫和负担，那为何需求还这么旺盛？难道是中国人太有钱了？“房价收入比”不靠谱？显然不是。中国的有钱人只是少数，只有他们买房才像买白菜一样。这也正是房价畸高和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的“繁荣”除了部分是由购房自住者追涨之外，“有钱人”为预防通胀的投机、投资行为也助推了泡沫，还有一些地产商“捂盘”，并与政府部门联手“造市”，推高房价，从而吸引买方追高。

　　第五，恢复房地产价格的理性可以防止产业空心化。有人对近期“地王”现象分析发现，拿地的往往都是国有大企业和上市公司，像海尔、海信这类企业也大举介入房地产，很多上市公司也将其发展主营业务的资金和募集资金拿来做地产。这恰恰说明了两个现象：一是房地产业出现了远高于其他产业的平均利润；二是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并未有效好转，结构转型并未完成，如果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那么中国产业空心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苏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