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证实，力拓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已被拘捕，其中包括该办事处总经理、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随着案情发展继续扩散，多家央企员工如“多米诺骨牌”般卷入其中，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施行的商业贿赂，以及中国经济信息非常不安全等议题备受关注。

　　大型企业与政府关键部门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公司员工，是获取中国商业核心信息的第一条捷径。

　　不少钢铁企业负责人透露，力拓等铁矿石巨头在与中国钢铁企业接触过程中，常常以多种方式获得中国钢铁行业的核心数据，包括生产成本、毛利率、生产技术参数等等，使中国铁矿石谈判无法获得先机。此次被刑拘的力拓负责人胡士泰，上世纪80年代在中信集团工作，中信集团是我国进行海外资源性布局的一家窗口企业。1998年，冶金工业部撤销，许多掌握核心资料的要员进入力拓等企业，这些对中国钢铁行业了如指掌的人士充当了信息搜集马前卒的重任，他们获得百万美元高薪，在谈判交易中让中国企业付出了上百倍的代价。

　　不仅如此，包括证监会、银行、政府财经部门的一些官员退休后即被国外企业高薪礼聘，既提供行业咨询，又可以充当高级公关，在人情大于法律的市场中常常无往而不胜。利用权力之便将所知信息收益个人化，是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透露商业资料的根本原因。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第二条捷径是国外机构与国内相关统计部门合作。

　　2008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数据都是在这一天首次公布。但早在7月8日，路透社就以“两位官方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我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7.1%，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7月15日，路透社再次以“三位官方消息人士”为消息源，称上半年我国G DP同比增长10.4%，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连小数点都一样，如果以此数据对中国资本市场套利，中国普通投资者将蒙受巨大损失，而外资机构既可避险，也可提前做多做空，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有专家建议司法介入调查，但最终不了了之，国内公众有权利知道，国家如此核心的数据如何提前透露，有关部门仅以“不可能泄密”推脱；不仅如此，景气动向指数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高盛(亚洲)联合开发，有关部门是否无法独立完成研究监测工作，他们理应告之于众，打报告要求加派研究力量，而不是与国际投行合作。如果有关部门无法排除泄密之嫌，如何要求企业掌握数据的关键人士不把数据换成金钱？

　　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第三条捷径是借助政府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心态，将数据拱手让人。

　　中国经济信息泄露集中时间段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石油石化等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阶段。

　　当时中国银行、中国石油在境外上市，保荐人等中介机构都是国外知名大投行，原因是为了获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但经此摸底，中国金融机构、能源企业成百年的核心数据也就尽在国际投行掌握之中。因此，惠誉、穆迪等评级公司对于中国企业的信息了如指掌，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次贷危机爆发，这些评级机构的职业道德在美国本土受到强烈质疑，他们会利用中国经济数据从事何种商业活动，不得而知。

　　此外，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名，要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直到2007年取消该规定，其间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的数据，大到中国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小到个别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尽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之中。

　　无论如何，政府处理间谍门事件是及时而必要的，窃取商业机密进行商业贿赂不仅违背商业伦理，更违背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律。违法者理应受到制裁。

　　力拓间谍门事件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契机，通过铁矿石谈判收回利权，通过谈判意识到中国经济信息危在旦夕，处于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困难处境。政府有必要改进目前的信息管理制度，对于大型企业关键人士与重要岗位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大员作出严厉规范，同时反省大型企业首先在境外上市剥夺国内投资者权利，与泄露核心商业信息的软肋，通过培育内部市场机制，形成全国统一的竞争性市场的，彻底摆脱目前借用外力推进改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