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武汉晚报》报道，招商银行日前发布了中国城市居民财富消费报告，显示国内许多居民的个人及家庭财务已陷入“亚健康”状态，三成居民的家庭负债率高达40%以上，远高于30%的安全边界。

　　另据人行武汉分行营管部数据显示：到今年2月，武汉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692亿元。若以全市800万常住人口计算，武汉人均借款8650元。2008年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000元。依此推算，武汉市人均负债率高达51%。尽管存在统计偏差，但从上述两项数据的综合分析来看，至少相当部分中国居民的家庭消费比例存在过高的倾向。

　　这样看来，似乎中国并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相反，过度消费的问题却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究竟中国普通居民的消费状况如何？是否如国内外相关宏观经济研究的那样储蓄比例过高？

　　实际上，微观个人的储蓄消费与宏观层面的储蓄消费存在较大的差异。微观个人的储蓄消费主要指个体的行为，包括收入来源、消费储蓄比例、以及负债程度等等；宏观层面的储蓄消费则主要研究GDP等经济增长、总体储蓄投资比例、以及社会消费增长等等。宏观的储蓄实际上包含了微观个人的储蓄，以及企业、政府的储蓄行为。

　　因而即便是个人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并未大幅增长，只要企业和政府的存款增加，那么宏观层面的储蓄也同样会大幅上涨，这与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在“全球智库峰会”上所提出的中国储蓄增长大部分来自企业和政府的观点基本吻合。

　　国内外研究者所争议的中国储蓄过剩问题，可能主要应归咎于企业与政府的储蓄过高。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过高导致政府被迫对外投资的问题。

　　其次，从实体经济运行周期的角度来看，企业储蓄实际上是扩大再生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与个人储蓄用于最终消费完全不同。而企业储蓄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实体经济投资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因此，中国真正储蓄比例高的部分来自企业和政府，而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能力，主要应做到变“藏富于国”为“藏富于民”。从宏观上来说，即将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转移为居民的收入。

　　这与周小川所提出的让公众更多分享国有公司高收益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股市让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并不具备普世价值。事实上目前中国绝大多数金融财富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此外，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不能保证居民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这与鼓励个人消费实际上是相悖的。(陆志明 上海 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