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天到昨天，从北京到上海，保罗·克鲁格曼中国行一路备受瞩目。演讲场场爆满，无论坐着还是站着的听众，几乎人手一本保罗名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昨天，他还受聘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粉丝”盲目追崇克鲁格曼的全部观点。事实上，在京沪两地演讲的对话点评环节中，克鲁格曼都频频遭遇中国经济学者的辛辣回应：虽然你是诺奖得主，但如果把美国责任推给中国，我们可不买账。

　　在题为《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演讲中，克鲁格曼抛出了他认为中国要面对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的贸易盈余问题，他说：“如果两年之后，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仍然很高，而中国继续保持大量的世界贸易盈余，就会被视作麻烦的制造者。”他认为，这种贸易盈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的。

　　他的第二个“中国问题”也与前一个相关，他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他称为“北-北贸易”)常常是相同行业的，例如法国和德国之间彼此都进出口汽车，并且两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差不多的，这种贸易不会带来太大的企业倒闭、实业增多等压力。而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则不是这样。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比较优势，在经济危机下这会导致其他国家该行业企业倒闭，就会带来压力。

　　克鲁格曼的第三个问题是环境资源问题。他提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上升，已经超过美国。他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源带来了压力，必须采取措施。”

　　对于克鲁格曼抛出的话题，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毫不客气地回应。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贸易顺差不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而是相对优势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用政策压力来改变这种顺差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以此指责一个国家也是不公平的。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林说，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一个综合问题，仅靠汇率政策无法解决。他借克鲁格曼演讲中给出的图表数据指出，2006年和2007年中国外贸增长特别快，但那两年恰恰也是人民币开始加快升值的时候。他还指出，在欧元区中，同样存在德国这样的世界贸易盈余大国和西班牙这样的贸易逆差国，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汇率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引导我们讨论贸易盈余的问题，但这场危机的源头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美国对这一轮的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造成后院失火。”他指出，为什么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犯的错误中国没有机会犯？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犯错的基础，即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问题。因此这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美国要负责任。“美国的学者为什么不引导大家多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的发问或许可以代表这些中国学者共同的声音，他表示，在克鲁格曼所说的国际贸易和环境资源两个方面中国都在作努力，“中国正在发挥世界责任。我的问题是，美国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