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众的切身利益，尤其生活和生命安全受到危及，公众一定会竭尽全力抗争。近年来，广州、北京、武汉等一些大城市围绕建垃圾焚烧厂引发出巨大争议，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垃圾焚烧之惑》，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广州市决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交界处，建一座日焚烧能力达到20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于2010年亚运会前建成并投入运营。此一决定遭到广州百万居民的强烈反对。而广州市政府却做出为民请命的姿态，市府副秘书长吕志毅坦言，两三年内番禺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局，而垃圾焚烧是垃圾处理的唯一出路。“政府也决不会再造一个污染源！”

　　垃圾围城同样也困扰其他城市。在北京的一个填埋场，没多久就会出现一座13层楼高的垃圾堆。而填埋的土地几乎不能另做他用。对寸土寸金的大都市来说，垃圾焚烧就有它的许多好处和优势。可是这一烧又带来另外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一个有味儿有毒散发的焚烧厂究竟建在何处是好？

　　专家也分成两大阵营，主烧派和不烧派，这就更难让民众想得通。就是产生的二恶英达到国际标准，也不敢保证在监管上能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影响到公众利益时,公众也会玩命与你抗争。甚至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来也未可知。

　　主烧派的专家就因为多说了两句就被吓得要命。甚至有的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他们接到了恫吓，要是再说，就“打断你的腿”。显然，主烧派专家影响到一部分民众和开发商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人们的健康。回过头来想想倒也是，如果你住在焚烧厂附近，天天面对那个大烟囱吐出来的浓浓烟雾，而那个烟不是煤烟味，而是臭哄哄的垃圾烧出来的味。贪到谁，谁的心里都不好过。

　　废物利用，我们还有许多不完善处。我们的垃圾分类几乎是走过场，即使是民众所为，到了终端，还是全部成了“一锅烩”。这样的烧法，难免不叫人疑窦丛生。

　　而广州市政府也有把柄叫人逮住。调查发现，2006年8月25日，广州市规划局下发了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的选址意见书，按照规定，建设单位必须在一年有效期内领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而番禺区市政园林局直到2009年4月1日才获得国土部门批准的土地预审报告。这意味着，这份选址意见书是失效的。

　　有人说，政府应该充分公开信息换取民众信任和支持。确实，大多数番禺业主直到今年9至10月媒体报道后，才知道身边将建垃圾焚烧厂。位于选址所在地的许多村民也说，政府部门从未就这一项目向他们征求意见。

　　不征求也就罢了，番禺区人大代表关志升还有理由，“直接与民众沟通应该是政府的事。”那么，要你这个代表难道是装样子，享受待遇不干活还不如换个能代表民众，愿意接受民意的人来当代表，免得叫人说是尸位素餐。

　　其实，番禺区区长楼旭逵也承认建垃圾焚烧厂存在“程序上是一个缺陷”。

　　如此看来，政府在决策的时候，信息是选择性地释放，有的说了，有的没有说，自然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那么，如果信息公开，充分与民众沟通，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倒也未必。因为根子不在事先沟通而在利益上。当然，信息公开，与民众充分沟通不致把事做绝。但它不能解决根本的利益问题。因为，问题的本质不在信息的沟通和信任上。任何人，你要是在他家门口建焚烧厂，哪怕有万分之几可能的二恶英，他也绝对不干。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转基因水稻在中国还没有商品化，还没一例有过人受危害的报道，可都把人给吓成那样，何况焚烧厂。民众也有说辞，现在没有，不代表将来没有。更何况，垃圾焚烧还有监管利与不利的问题，而这个监管的弹性又比较大，很难使人放心。所以，政府说再建焚烧厂没有问题，人们还是不敢轻易相信。否则，说没问题的人，你自己就到那个地方住下来。可能说服力要大一些。

　　在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博弈之时，两边都很重要，究竟谁服从谁？确实是个头疼的大问题。现在，对垃圾焚烧厂，广州决定环评过后再作取舍。就是一旦通过，政府仍有工作要做。是不是可以多想想老百姓；是不是能把这样的焚烧厂建到离居民区远一点；能不能给民众一些损失补偿；能不能给那些仍不放心而想搬迁的民众提供尽可能多一些的方便等。如果做到这样的利益对等，事情可能会朝好的方面转。（范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