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即将召开之际，人民币升值问题，出口管制及贸易摩擦问题，能源、气候变化议题，环保问题等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报特别约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雷衍华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毅博士和能源专家芃芸，就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观点碰撞。

　　对话力争取得更大共识

　　问：上一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成果落实情况如何？

　　雷衍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讨论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平台，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国家元首会晤机制。从对话机制的发展历程看，确定哪些是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的议题其实并不容易，为这些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并就方案达成共识当然更加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话的议题没太大变化其实是件好事，说明双方对核心问题的把握能力更强了，对话机制更成熟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更大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也不能没有短期的、局部的、具体的解决措施。在第一轮对话，双方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经济结构调整、金融体系改革、贸易投资开放、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能源环境气候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很多共识。从过去一年的情况看，对话成果的总体落实情况还算不错。例如，5月上旬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由2.77%提高到4.42%，这就将双方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的共识落到了实处。

　　问：本轮对话在议题上会有何侧重？

　　杨毅：从上一轮对话的背景来看，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除，因此突显经贸领域议题的重要性。但危机总有消除的一天，气候变化、能源合作对于人类未来的影响却是异常深远的，因此这一领域中美双方应展开更加深入的协商，力争取得更大的共识。

　　雷衍华：本论对话仍将主要围绕原来的经济复苏、结构调整、市场开放、能源气候环保等议题展开，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话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去年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保增长，今年可能会更关注讨论刺激计划的退出。

　　人民币升值问题这不是贸易失衡的主因

　　问：美国在本轮对话中重提人民币升值问题是个大概率事件，未来中美双方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是否会达成共识？

　　雷衍华：在当前的形势下，中美双方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可能性并不大，甚至可以说，美国继续纠缠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这团乱麻会越来越难解开。

　　过去一段时间，中方通过各种渠道就结构性失衡与人民币汇率问题阐述了立场观点。中方认为，美方的统计数据夸大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顺差很大一部分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美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加剧了双边贸易失衡；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的内在特点决定的；逆差并不意味着美国利益受损；人民币升值不是贸易失衡的关键。中方这些观点是有理有据的，在展现事态全貌、表明政策立场、引导市场预期、掌握舆论先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我国目前仍处于被动应付状态，相关工作需要集中于驳斥人民币升值论，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缓解总需求不足等实质性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正面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目前，“再平衡”是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总需求不足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人民币升值又不提出替代性解决方案，不符合外界对中国的期望，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在疲于应付升值压力的同时，我国实际上已经找到了解决结构性失衡、缓解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办法。但遗憾的是，这种办法目前主要被当作一种国内政策，而没有在对外经济工作中充分利用。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就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要求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今年初，中央又发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动员令，突出强调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成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就此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人民币升值，二者所针对的现实是一样的，而且前者显然比后者更高明。因为前者着眼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强行重分蛋糕的行径。因此，我国可以考虑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核心内容，就再平衡、总需求不足等问题正面提出一套系统的解决方案。我们要让经贸伙伴相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根本出路，各国应共同努力，相互协调配合。主要经贸伙伴应当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将严重打击我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努力，不利于解决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放宽对华出口管制拓展高科技领域合作空间

　　问：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以严厉著称，而中国又是其重点关注的管制对象国。双方在本轮对话中如果继续探讨这个议题，是否会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

　　雷衍华：严厉的管制削弱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从中方的统计数据看，2001年美国产品占我国高科技产品进口额的18.3%，到2008年则下降到了7%。而美方数据显示，2002年至2008年间，对华出口占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4.64%提高到6.79%。两国统计数据存在这种差异，除双方对高科技产品的定义方式、统计口径有所不同之外，主要是由于美国没能很好地抓住中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比如说在新能源领域，风力发电机叶片使用的碳纤维材料被美国纳入出口管制范围。2007年，我国碳纤维产能还相当有限，急需进口相关设备，美国企业虽然获得了这方面信息，也具有很强的技术优势，但受制于严厉的出口管制制度，这些企业没能抓住这次机遇，在2年之内几乎丧失了中国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呼吁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方的呼吁总算得到了美方的响应。1月27日，奥巴马提出要在“出口倍增计划”的框架下推进出口管制改革。4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出面公布了“四个单一三步走”的措施。出口管制改革为两国拓展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空间提供了广阔前景。我们期望，双方能在本轮对话中继续探讨这个议题，力争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

　　芃芸：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加剧应该说是可以预期的。就中国而言，随着贸易地位上升与产业结构升级，日趋频繁、更加激烈的贸易摩擦，可能已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们认为，出现争议时，相关各方应争取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走法律程序，但应尽力避免动辄加以制裁。在维护自由贸易原则，防止摩擦演变成保护主义方面，中美两国不仅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对其他国家具有标杆作用。借助战略经济对话这个平台，中美双方就妥善处理贸易摩擦问题表明立场、达成共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能源合作将带动新消费方式的普及

　　问：加强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是否会成为本轮对话的一个焦点话题？

　　芃芸：中美能源合作并不是一个新议题，早在中美建交之前，两国就意识到能源合作的重要性。1978年，美国能源部成立的第二年，第一届能源部长就率领16名技术专家访华。1979年邓小平同志访美时同卡特总统签署了第一个涉及中美能源合作的协定，即《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个协定成为之后30多个双边环境和能源协定的框架。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由能源出口国向进口国的转变，中美能源合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性日益增强。中美能源合作也逐渐走向机制化、成熟化，先后创立了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中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论坛等双边合作机制，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则把中美能源合作明确定位到战略层次，就多个重要议题同时展开谈话的一揽子式对话机制，也进一步凸显了能源合作同其他重大全球性议题的关联性，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

　　去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发展清洁能源合作以及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合作两个方面。2009年7月中旬成立了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同意在未来5年对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投入至少1.5亿美元，两国各出资一半，优先研究课题将包括建筑能效、清洁煤及清洁汽车。在清洁能源合作方面，美国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同奥巴马上台后提出的新能源战略是一致的。虽然发展清洁能源有利于节能减排，有利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是也必须进一步考虑美国能源政策转变的深层战略意图。目前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站在技术和道德的高点，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低碳经济，除了公开宣传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之外，更是美国创立全球能源新秩序的战略举措。

　　在非常规天然气开发方面，中方的合作意愿是比较强的。天然气是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具有较高的环保效应，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化石能源，目前诸如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一流国际油公司均把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定为战略发展方向。根据2009年BP能源统计，中国天然气储量2.46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量的1.3%，但这一储量统计没有包括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目前通过初步地质勘探，已证实中国具有巨大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潜力，但是受制于开采技术，目前尚无法实现商业化开采。而在非常规天然气开发上，美国早已走在世界前列，通过技术突破极大降低了开采成本，目前美国已经基本实现天然气自给自足。中国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沉睡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安全的压力。

　　杨毅：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从5月16日起开始访问中国，为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启前奏。从骆家辉访华涉及的内容看，扩大美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对华出口，加强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一个主要议题。相信在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对话中，这一问题也必将成为一个焦点。从新能源技术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市场。在美国著名对华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看来，清洁能源合作比气候变化合作在操作上更容易实现。

　　气候变化是个很大而且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感情色彩的国际政治议题，而清洁能源合作涉及更多的是技术层面。这方面合作的成功也会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突破口。从过去的经验看，两国关系波折不断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互信，特别是对彼此战略意图难以把握。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将使更多的技术人员参与其中，通过技术层面的合作，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失为一条新的路径。而且能源对于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中美两国推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将带动新的消费方式的普及，随着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将随之改变，这与我们现在所提的科学发展观是不谋而合的。

　　气候变化良好的合作将推进互信

　　问：气候变化议题为何如此引人关注？

　　杨毅：针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一轮中美对话双方草签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时隔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分歧，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多边对话协商的场合，中美两国代表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国家集团的立场，出现这种分歧也在所难免。但在两国的双边关系上，这一问题确实是难以回避的，特别是哥本哈根会议使得全球气候谈判出现了新格局，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必将吸引外界更多的关注。

　　问：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合作将有何种深远意义？

　　杨毅：从国际层面上看，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又都没有实质性参与现有国际法框架下的温室气体减排。在国内层面上，中美两国又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和法律，并分别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中美关系中，两国的价值观不尽相同，国家利益也各有追求，这使得中美两国要建立深入持久的战略合作就必须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取得显著的突破。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具有的国际和国内层面上的共性为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奥巴马自执政以来，大力推行绿色新政，已采取了很多措施推进气候治理并相当重视中美在这方面的协调，应该说气候能源议题就像经贸关系一样已成为推进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不但如此，气候变化的良好合作效果还可以充分带动中美关系中其他领域性问题的解决，最终全面推动中美战略互信关系的步伐。在具体操作上，美国推行绿色新政需要一个适应调整的过程，这离不开中国的配合。中国的立场甚至可以从外部推动美国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因此两国如果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它甚至会成为中美合作中一个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