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财政部长谢旭人在华盛顿出席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委春季例会，中国取得两大收获：一是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占比2.77%提升至4.42%；二是中国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消息传来，国人理当欣喜，没有中国国际地位和经济体量的双双提升，就不会有上述两大阶段性收获为我所有。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要求与发达国家平等分享世行投票权的呼声再次集中释放。本次会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渡让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其中1.65个百分点渡让给了中国。投票权就是话语权，发达国家岂肯轻易渡让？此乃全球政经版图变化使然。金融危机以降，世界经济“一超多强”大格局虽未发生根本逆转，但发达国家经济难以快速提振，融资能力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复苏活力再现，增资能力明显增强，由是，发达国家所渡让的投票权之超过一半给了中国，背后由中国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作依托，以及中国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良好表现作支撑，犹如水到渠成势所必然，从一个侧面为世界加速向多极化演进作了最新注脚。

　　在中国加入世行30周年之际，中国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当并非巧合。甭管人们持何种立场，作何种评价，“增股扩权”为中国入世行30周年纪念讨了彩头。吉祥话不必多说，但有一点国人当引以为豪——没有32年来持续改革开放，哪有中国今日在世行地位提升？

　　中国加入世行后前25年，世行共向中国放贷385亿美元，为中国250余项重大工程建设(其中相当部分是民生工程)提供资金支持。近5年来，世行贷款着重于中国的生态建设、西部开发、环境保护、扶贫脱贫，所受益的资金总额在同期同类项目中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与世行并无特殊关系，要说缘分，主要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深深打动了世行管理层，并对全球经济发展走向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用世行的钱利率较低，效益较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好处尤其明显。中国良好的国家信誉，使世行对中国放贷情有独钟。笔者并不否认，“转型中国”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浪费、欺诈及腐败风险，但国人切忌把存在的问题绝对化，“矮”中取“长”，争取更“长”，才是国人应当具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行文于此，不妨对世行作些许知识性梳理：世界银行依据1944年夏“布雷顿森林会议”签署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次年底成立，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它与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共同构成联合国下辖的世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其184个成员国共同对世行资金筹措和使用负责。从其降生起，就试图扮演“全球扶贫”角色，但受制于美国在世行“一股独大”，世行前30年作为有限。世行后30年渐入角色，与大规模参与和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发展密不可分。进入新世纪，它则把重点置于实现联合国全体成员国“新千年发展目标及可持续扶贫”。

　　“增股扩权”后的中国，与世行的合作翻开了新页。此前，中国是世行贷款的主要受惠国；往后，中国除继续受惠于世行外，还须学会并承担起更多的支持欠发达国家共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减碳、国际扶贫、为欠发达国家在世行内部争取更大的平等分享重大决策权，等等。(鲁宁 上海　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