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升值无助于减少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这已经被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自身的实践反复证明

　　文/姜艾国

　　最近几个月的报刊有关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以及升值对中国利人又利己的言论一直比较多。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人民币升值难减美国贸易逆差

　　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对日本、韩国、台湾及东盟的逆差去年高达1478.3亿美元，与对欧美的顺差相比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这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高达60%是一致的，与国际制造业先转移到日本、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最后又梯度转入中国大陆的大趋势是一致的。

　　这些由欧美日韩澳等发达国家及台湾地区的企业主导的生产线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

　　一个是大进大出，即原材料和半成品大部分来自境外，产品加工后也出口到境外。对这种同时依赖进出口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出口的影响很小；很自然，人民币币值对美国收窄贸易逆差的努力也就帮助甚微了。

　　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的另一个特点是核心技术和品牌由其母公司掌控，生产线可以根据供应链或国别之间的比较优势不断迁徙。如果西方不断施压，导致升值预期一直很强烈，以致热钱不断涌入、流动性长期过剩，进而推动房价、物价、工资上涨，那么，在生产成本过度上升之后这些外企就会把生产线搬到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比如印尼、印度、越南等。但由于美国已成功地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因此，不管生产线怎么转移，指望人民币升值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或指望生产线大量搬回美国，只能是水中的月亮或竞选时递给工人的画饼。2005~2007年人民币大幅升值18%，但美国对中国逆差却从1142亿美元扩大至1709亿美元，即佐证了美国施压的非理性和非利己性。

　　就一般贸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在这些贸易中，中国企业的低成本是建立在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农民工未融入城镇社会的基础上的。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而不应当使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

　　人民币升值不仅无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还会持续打压此类出口企业，导致企业反过来降低工人的薪资和劳动保障水平，减少对环保及安全生产设施的投入。这种成本转嫁的方式，无助于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无助于改变美国对华逆差的局面。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增加美国的消费者负担，加大欧美的通胀压力；美国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施压，还会导致国际游资在以香港和中国内地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涌动或折腾，从而加剧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所有这些对“大病初愈”的美国同样是不利的。

　　人民币升值只会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

　　从2005年6月开始汇改到2008年7月，人民币名义汇率累计升值了21%。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金科玉律，中国的贸易顺差应该逐步减少，至少不应当不断放大。但是，从海关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的结果：在汇改前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20亿美元，汇改当年即猛增2.2倍至1020亿美元，2006年进一步升至1775亿美元，2007年更高达2622亿美元，比汇改前激增了7.2倍。

　　与此相关，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从2004年的1800亿猛增至2008年的4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也从当年底的6099亿美元疯涨至1.946万亿美元。与人民币相仿的是，新台币在1985~1987年升值了38%，但台湾地区外贸顺差也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也激增2.84倍至767亿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常的情况？有些学者将此解释为人民币升值幅度尚未到位。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例子。

　　日元从接近360：1起步，不断变用大幅一次性升值及渐进升值、政府行政干预升值及市场力量推动升值等相互交叉的方式，最后累计升幅高达230%，但日本的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从总体上看却一直比较大。这就说明，崇尚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者以为无序的金融市场可决定汇率并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是很幼稚的。放手让市场去测评所谓的人民币币值的顶部，结果只会导致升幅过度和市场动荡，只会挤垮中资企业，并刺激热钱汹涌而至。

　　实际上，中国贸易顺差不减反增是如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国际产业分工的大格局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是综合因素决定的。汇率在当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民币再升值也改变不了美国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传统制造业产品靠外部输入的局面。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尖端产业及金融服务业，其贸易逆差长期以来是靠金融和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的。这种格局对美国而言是有利的、可持续的。

　　第二，中国的外贸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如果撇除掉加工贸易，中国对美顺差将大减9成左右；如果扣除掉外企的顺差，中国的年度顺差将收窄至只剩区区二、三百亿美元。对这些加工贸易，人民币升值的正面、反面作用将互相抵消，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将继续不减反增。

　　第三，在国外施压、舆论热炒和内部有人主动挑起的情况下，无论是渐进升值还是一次性升值方式，都会形成并强化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并刺激热钱从四面八方，分别以贸易、外债、投资、服务贸易、转移支付(如侨汇)的名义疯狂地涌入中国。而披着贸易外衣流入的资金增多，进出口贸易顺差的规模自然会不断放大。从贸易及国际收支顺差的异常增幅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包含有3~4成的异常资金，恐怕一点都不值得奇怪。

　　升值无助于反通胀、调结构

　　货币升值无助于减少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这已经被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自身的实践反复证明。

　　从利弊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对外投资、赴外旅游、国外留学及购买国外专利的成本，但受益行业和人数是很有限的。

　　与其相比，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升值给中国带来的弊端却很多，包括：不利于民族品牌的成长；在高房价环境下升值有可能使传统制造业更加艰难；企业渐失支持环保、社会保障和安全生产的利润空间；升值带动热钱大量流入并进一步强化预期，致使流动性泛滥，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

　　最严重的情况是类似日本那样在资产泡沫破灭及升值过头之后，宏观经济陷入近20年一蹶不振的困境。由于升值不利于国内就业，不利于推动企业逐步增加工人薪金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利于企业解决农民工待遇的问题，因此，政府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努力也将遭遇重重障碍。

　　另外，人民币升值也不见得对控制通胀有利。有些学者光看到升值后大宗商品进口成本的降低，却忽视了中国在石油、铜、铁矿石等国际资源市场上定价权的严重缺失。正如国内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成为力拓等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大幅提价的依据一样，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一定会成为供应商和金融投机家联合炒高石油、铁矿石价格的借口。回忆一下2007年初至2008年7月大宗商品价格疯涨及中国通胀死灰复燃的历史就应当知道，寄希望于用升值来控制PPI和CPI的增幅，实际上是徒劳的。

　　不仅如此，由于升值会提高部分出口商品的价格并逐步传导到国际上的其他商品，加上升值预期导致热钱涌入、流动性泛滥以及房价持续上涨，因此，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反而不断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内绝大多数行业均出现产能过剩、通缩压力明显的情况下，汇改之后二到三年中国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胀，确实值得好好反思。

　　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用控制通胀来作为人民币升值的借口更显得理据不足：第一，国内产能过剩的状况有所加剧，农业生产连续丰收，严重通胀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小。第二，2月份的CPI上升2.7%，主要是去年同期的物价负增长1.6%以及今年的春节在2月份造成的，不等于通胀已经迫在眉睫。第三，今年的形势与2007年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美元汇率正从低位缓慢往上走(美联储或于下半年加息、欧洲和日本经济弱于美国、欧元日元目前仍处于高位都决定了美元汇率将逐步往上走)，另一个是全球经济仍然比较疲弱，整体需求仍然不足。这都决定了石油价格持续疯长的基础是比较脆弱的。只要坚决控制住房价、坚决控制住新的投资项目，那么，2010年的通胀将是温和的，而且有助于国内价格体系的进一步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