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界人士和我国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得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结论，不仅不可靠而且与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不相符

　　文/姜艾国

　　过去一段时间，西方政界人士和我国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一直在发表人民币应当升值、而且升值对中国而言利己又利人的言论。他们大都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而且据此提出了不同幅度的升值建议。有的是希望升3%，有的则要求升值47%(后者是美国某议员提出来的)。在升值方式上，他们有的主张小步升值、逐步到位，有的则希望大幅升值、一步到位。但升到何处才算“到位”，他们大都给不出科学的具体数据。

　　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情况看，日元曾经采用渐进式与跳跃式升值互相交替的办法，有些时候缓慢升值，有些时候却突然大幅升值(其中1985年9月至1987年底共升值了97.5%)。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满足不了美国不断追加的欲望，无论升到哪个高位都到达不了所谓的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的“位置”。

　　而且，日元汇率从最低360:1一直升到最后的100:1，美国的逆差状况、日本的顺差局面也基本没有改变过。最后，依靠市场力量过度调节、过度“摸高”，日本经济自1990年之后就陷入了近二十年的低迷状态。

　　从理论上看，有些升值论者所持依据是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顺差太多，有些则根据换汇成本或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推算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从西方政界人士和我国有关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的文章看，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但由于因子、参数、权重均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得出的人民币升幅建议也不尽相同。不论他们采用什么模型，得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与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也是不相符的。

　　购买力平价理论有前提条件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前提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其价格反映其真实成本。但实际上，我国的水、电、煤、油价格均未市场化；工业用地基本上是优惠企业的；企业本该承担的环保和安全生产设施投入较少；部分中小企业仿造未全额付出技术专利费用；蓝领工人的收入偏低等。

　　尤其是制造业生力军——近1.5亿农民工的工资未包含正常需要的城镇购房开支和足额养老医疗保险，企业生产成本外部化的代价是环境污染、农民工利益受侵害、贫富分化加剧以及社会日趋不稳定等。

　　所有这些，既使中国出口商品成本被人为不合理地压低，又使购买力平价理论失去应有的前提条件。以此为由来推动人民币升值，不仅太过盲目，还会妨碍上述问题的逐步解决。

　　以顺差为由施压并无出路

　　过去30年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梯度转移。在中国总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所占比重高达60%，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多达50%，都是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证明。由于加工贸易具备大进大出的特点，人民币升值既减少了进口成本，又增加了出口成本，一增一减互相抵消，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影响不大，对减少其顺差基本不起作用。

　　升值对中资企业出口和一般贸易虽然有负面影响，但2009年中国的一般贸易却处于逆差状态。据商务部统计，去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高达2646.4亿美元，比总体贸易顺差还多出685亿美元，而同期一般贸易却录得40.4亿美元的逆差。

　　在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顺差影响很小、一般贸易又逆差的情况下，以收窄顺差或贸易收支平衡为理由来要求人民币升值同样没有理由。推动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加工贸易顺差较大和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问题，又会伤害中资企业和民族品牌。

　　顺差较多关键是收入分配不合理

　　中国外贸顺差较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需不足或储蓄率偏高。内部消费和投资不足会导致产品外溢、进出口出现顺差。撇开投资不讲，中国的外贸顺差从宏观上看确实与内部消费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内部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蓝领工人收入太低、农民工收入未包含其城镇生活成本以及三农问题未解决好。

　　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大力推进劳保、社保及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大劳工保护，提高中下阶层的收入水平；必须坚决遏制房价，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医疗问题和教育问题。

　　显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人民币升值是帮不上忙的。不仅如此，如果迫于国际压力贸然升值，还会压缩中资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利润空间，迫使企业主反过来收窄蓝领工人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内需不足及贸易失衡等矛盾。

　　传统制造业经营已比较艰难

　　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据商务部组织的调查，服装、纺织、玩具、五金、家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率很低，大都只有1%～3%。如果人民币升值3%，相当多的企业将因此而亏损。针对此项调查，个别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大于3%之后尽管企业会陷入亏损，只要经过几年的努力，企业仍会消化掉这些成本，重新录得盈利。

　　在短期内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基本不可能的情况下，实际上企业只能选择侵占工人利益这条路。这对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和贸易失衡问题是很不利的，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也非常不利。除了未估计到后果外，持此论者恐怕并没有注意到我国传统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步流失的情况。

　　事实上，由于过去几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已累计上升21%，沿海各省市的房价、地价猛涨，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已大幅上升，生存已越来越艰难。上海、宁波、温州、绍兴、东莞一带制造业多位企业主纷纷告诉笔者传统制造业“已没有多少玩头了”。尤其是房价持续上涨并呈泡沫化状态，对制造业构成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

　　例如，厂房租金和商业用房租金上涨、工人加薪需求很强烈(工厂不加薪，工人就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就承担不起日益增加的生活负担)，以及资本因制造业微利而大量转投房地产行业等，以致如浙江杉杉、苏泊尔等企业，目前就已转向以房地产开发为主。

　　根据美国《商业周刊》去年5月份的问卷调查，2003年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成本平均比美国要低22%，但到2008年底已收窄至只剩下5.5%。其主要原因就是人民币升值21%以及工资和房价上涨。正因为生产成本在过去几年持续大幅上升，有些企业才不得不将无法消化的成本转嫁给工人。

　　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原来的优势正在因成本持续上升而逐步丧失，所谓的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说法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还可能因误导决策而进一步削弱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伤害广大蓝领工人的利益。长此以往，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将更加困难，贫富分化等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将因此而明显增加。这难道就是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和投资银行的部分华人经济学家所愿意看到的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