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年春运，十分之一的中国人都在回家的路上。今年，在8万公里的铁路上，除了回家的中国人，还有18名大学生记者。

　　春运开始前，本报邀请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个城市的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理事单位所属校园媒体记者，全程参与体验全国铁道团委开展的春运青年志愿者服务，并以校媒记者身份深入到春运第一线，全程采访2010年春运。同时，昆明、桂林等地的校园媒体记者也主动参与本次活动。

　　在一个月的采访中，校媒记者深入各地主要车站、铁路局以及火车票代售点，采访完成56篇新闻稿。(详细内容见中国校媒网活动专题http：／／www.chinaumu.org／node／node＿3648.htm)

　　1月30日零点，2010年春运正式拉开帷幕，校媒记者在黑夜中的火车站采访；2月13日晚上，正是全国人民欢庆团圆的除夕之夜，校媒记者在寒冷的火车站与铁路工人一起过年；在临时客车上，校媒记者与农民工共同体验春运的滋味……

　　今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在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成为舆论的焦点。随着春运的实证考量，火车票实名制已经试行了1个月，其利弊之争更加分明。节前、节后，记者分别在广州铁路集团、成都铁路局的部分站点感受火车票试行实名制后的变化。

　　春运本是铁路部门最为繁忙的运输时期，今年，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这种考验表面上看只是对两个铁路企业，但实际上，责任与压力加载是加给整个铁路系统的。

　　记者了解到，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对售票组织、旅客乘降组织等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有资料显示，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为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仅设备投入的资金就达1亿多元。广铁集团新增临时用工达2.6万人，广州地区的铁路警力投入7000多人。

　　实名部分制遏制“黄牛党”倒票

　　火车票实名制对旅客造成的不便是显而易见的。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由于火车票实名制要求旅客进站“票、证、人”三者必须全部相符，检票人员使用识读设备检查证件后才能进站上车，缺一不可。由于担忧检票程序增多而错过火车，旅客大多提前3到5个小时就到达火车站候车。

　　张文是甘肃省某大学会计专业2009届毕业生，和男友携手南下漂在潮湿的南国。虽然她乘坐的火车晚上8点49分才出发，但她中午1点45分即背着重重的行囊从中山启程，4点20分到达广州站候车。她对记者说：“今年是火车票实名制实施的第一年，不早点到车站心里不踏实。”

　　春运节前客流高峰期在广州地区平稳有序地度过了，节后成渝地区也正在平稳有序地进行。记者在广州、成都、重庆等站采访旅客，大多数旅客对铁路运输服务较为满意。

　　不可否认，火车票实名制的最大好处就是遏制了“黄牛党”的倒票。在打击“黄牛党”过程中，虽然铁路部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扩大打击范围，但票贩子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广州铁路警方认为，“黄牛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火车票供需失衡，长期以来，铁路相对于其他运输方式，运价低，这导致火车票在每年春运期间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正是市场有赢利空间才滋生了众多票贩子。实名制只是提高了票贩子倒票的技术难度，票贩子仍然可以在电话订票、制售假证倒票等环节隐性存在，大大增加了公安部门打击难度。有专家认为，仅靠火车票实名制试行并不能彻底杜绝票贩子，全民诚信素质、法律意识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相当一部分旅客把铁路部门今年春运推出的电话订票等8项便民利民措施带来的成效和火车票实名制混在了一起，采访时听到最多的就是“火车票实名制的实施，让今年的票好买了”。

　　对于买到票的人来说，票之所以好买了，是因为购票渠道方便了：通过电话订票和代售点的取票，很多人省去了通宵排队之苦。据了解，今年广铁集团开通了15000门电话订票，成都铁路局则开通了 8000门。

　　“在电话订票试运行时，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短短半小时居然有43万个电话拨打订票电话，这是为何有很多人反映订票电话打不通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火车票实名制要求旅客输入身份证号码，人为延长了通话时间，也是订票电话难以呼入的重要原因，如果不实施实名制，旅客的订票效率肯定会更高。”成都电信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由于试行火车票实名制，旅客退票手续变得麻烦许多，从而导致一些车票不能及时“回笼”再售给其他旅客而成为“死票”，减少了铁路部分运力，从而使更多的人不能乘火车出行。

　　实际上，对铁路部门来说，火车票实名制的试行最大的成效就是提高了旅客对购票公平性的心理认知。往年春运中对铁路部门的骂声今年明显少了很多。但车票实名制试行确实不能增加运能，不能缓解运能与运量之间的矛盾。在运能紧张的情况下，“一票难求”仍然是旅客在春运期间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问题。

　　证件问题是个难点

　　在众多媒体几乎一边倒的“实名制好”呼声中，记者发现，购买到车票的旅客和未购买到车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心态。未购买到车票的人多是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弱势群体，他们大多由于缺乏身份证等证件随身携带的习惯，有的甚至没有身份证件，从而导致无法顺利乘车，影响了外出打工。虽然这些人受害于火车票实名制，但却难以通过大众传媒、网络等诉说自己的心声。

　　因为身份证尤其二代身份证并不普及，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中铁路部门确定了28种有效证件，春节后在成都铁路局甚至达到了30种之多。即便如此，证件问题遇到的社会问题也甚为复杂，因为身份不能有效确认，阻断了一些人出行的路。

　　记者2月23日在成都火车站采访时看到，铁路公安部门还专门为那些没有携带有效证件的旅客开辟了专口，通过户籍查询系统确定旅客身份，并出具证明帮助旅客购票，在这个窗口排队的人几乎都是农民打扮。

　　成都铁路公安处政委张涛告诉记者，成都站一共有5个制证点，“22号一天我们共制了800多个证，基本上都是农村的。但有不少从农村出来的人要么记不住身份证号，要么根本就没有身份证，他们只能放弃打工或转乘价格更高的汽车外出务工。”

　　铁路警方今年在旅客票源调查时发现，由于试行实名制对于部分农民工而言，增加了购票过程的复杂程度，特别是通过电话订票时不能很快掌握和运用，从而催生了一群专门向农民工收取少量费用代购火车票的“伪黄牛党”。

　　这些“伪黄牛党”不是专业票贩子，通常都是对火车票实名制购票比较了解的人，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农民工。在成都火车站，来自金堂县的农民工陈希告诉记者，他们“先是告诉我今年火车票实名制了，订票很难很复杂，让我们这种不了解实名制情况，特别是第一次出门打工的人一下子就慌了。然后他们就说可以替我买火车票，但要加10块钱。到了火车站才知道不是那样的。”

　　乘坐K284次列车从成都去上海的农民工周某说，他觉得“火车票实名制使得坐火车的过程更繁琐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更愿意购买普通的火车票。你看，像我们出门打工的全都大包小包一大堆，买票、进站、上车还得看好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实在不便。”记者大致清点了一下周某的随身物品，大大小小竟有7件之多。

　　另外，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无处报销火车票，不少人往往会把实名制火车票在出站后随手扔掉，从而有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给那些利用个人信息制作假证或用于其他非法途径的人提供了渠道。

　　实名制承载不了众多的社会问题

　　应该承认，火车票实名制只是改变了试点地区火车票分配的附加条件和认知透明度，春运运能这块“蛋糕”大小并未发生变化，出于运营成本和商业利润等多方面的考虑，运能也无法一时半会儿就做大做强，但火车票实名制促使以更透明、更合理的方式“分蛋糕”；而相对公平的“分蛋糕”，即良好的分配制度又会反过来激励人们“做蛋糕”的积极性。

　　但有社会学家认为，火车票实名制承载不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何既满足所谓民意诉求，又提升铁路运输服务能力，从而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应该是铁路春运之后面对的又一重要考验和难题，“试行火车票实名制的背后是大量社会问题向铁路集中，但也是铁路的苦衷被社会更多了解的窗口。对于铁路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路网型行业，专家认为，不能简单地按照理论上合理的推想和假设去提出更多的意愿，只有客观才能真实有效，深入实际切身感受方知其难。要不就会就事论事臆想，被非理智的民意驾驭，这对铁路、对社会和公众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伤害。”(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记者 王晓娜 吴舸 吴娜 本报记者 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