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表示，刺激政策的退出是管理通胀预期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刺激政策退出有待结构调整的配合。中国加息将在美联储之后。

　　中国证券报：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开始加息，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刺激政策已经到了逐步退出的时候？中国该在何时、采取怎样的方式退出刺激政策？

　　沈明高：从澳大利亚开始，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逐渐进入加息的行列。澳大利亚今年还有加息的可能。预计到明年一季度，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韩国等可能开始加息。明年二季度，美联储有可能出手终结零利率政策，到那时中国也可能启动第一次加息。

　　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等刺激经济，这些政策的退出相对容易。中国则以信贷刺激为主，而且信贷资金大多用于中长期项目投资。这些被长期锁定的资金，难以在短期内退出。为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中国的刺激政策很可能分两个阶段逐步退出：

　　第一阶段，初步退出。正常年份名义GDP增长10%-15%，信贷增长一般保持在15%-18%。然而，现在的信贷增速达到了30%以上，这个速度可先回落至20%-25%。预计利率政策的调整也将延续这一逻辑。这个阶段大约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明年中国出口很可能回到两位数的正增长，这将为刺激政策的退出创造空间。

　　第二阶段，真正意义上的退出。信贷增长回到正常年份的水平，比如从20%以上回到18%左右。刺激政策能否完全退出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二是能否培育出新的国内需求来替代外需的下降。

　　目前，已经是开始第一步退出的时候了。停止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新项目的审批，是一种形式的退出；取消一些与刺激政策相关的优惠政策，如房地产、汽车，也是政策退出的内容。退出前期的优惠政策或许可以稳定资产市场，防止资产价格泡沫恶化。

　　中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可能会比美国稍晚一些。美国零利率政策必须先退出，才能为中国加息提供空间，中国才能避免热钱流入、美元套利交易的风险。但从信贷增长角度讲，由于其他国家信贷增长速度都没有中国快，中国的信贷政策退出可能会早于其他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开始逐渐退出，可以避免未来的政策紧缩，使经济与市场的发展更加平稳。

　　中国证券报：您提到刺激政策完全退出需要结构调整的配合，您认为应该怎样调结构？

　　沈明高：目前全球经济的复苏是没有结构调整的复苏，全球依然在老的经济模式上反弹。全球经济不平衡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在结构尚未调整、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的复苏主要是靠流动性拉动的，这样的经济回暖恐怕难以持续。

　　中国目前存在主动调整的潜力，在一些传统领域找到增长点就足以将经济拉出低谷。比如服务业、传统消费行业，它们的增长动力已经开始显现，并有能力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研究发现，消费行业增长潜力巨大。我们把中国消费行业新的增长点分为两块：一是农村对传统行业的消费，如吃、穿等基本需求，这将使得传统的低端制造业产品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二是对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发展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占国内GDP的比重只有40%，只要服务业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稳步提升，比如到50%-60%的规模，中国就有望变成以消费为主的国家，这将使“大国崛起”更加主动，不再依赖别人的消费来增长。

　　而观察最近的数据，比如税收拉动汽车消费增长，黄金周零售额增长18%，都说明中国的消费刺激比想象的更容易一些。只要政府愿意采取措施，消费需求也许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

　　中国证券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管理通胀预期”，温总理也提到应“防范通胀”，您认为应该如何管理通胀？

　　沈明高：虽然现在通胀问题并不严重，但宽松流动性的持续毫无疑问将带来通胀。如果能让流动性从超常规增长，回到真正意义上的适度增长，即开始实施前面所说的第一步，市场预期就会有所调整。澳大利亚的加息就是有提前量的，现在它的通胀并不严重，今年的CPI不到2%，澳大利亚央行主要担忧的是将来的通胀，这就是管理通胀的预期。

　　预期是影响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管理通胀预期是个精细活儿。如果有通胀预期，投资者就会寻找防通胀的投资品。很多人认为产能过剩就不会出现通胀，但是如果所有投资者的预期都变了，就可能出现囤积的情况，导致原本平衡的供给出现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