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下主要子公司亏损十余亿的山东钢铁吞并盈利约18亿元的日照钢铁，中粮集团与厚朴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入股蒙牛乳业，国有煤炭大型企业“收编”山西私有中小煤矿，大型央企频现房地产市场争当“地王”……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航空、房地产、钢铁等多个领域，“国进民退”正成为被热议的经济现象。本周搜狐博客“国进民退”沙龙上，各路专家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讨论。

　　一问：“国进民退”是什么？

　　中国经济危机

　　源于民营经济危机

　　自从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开始，“国进民退”便被经济学界广泛提及，而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扩大，政府各项经济刺激措施的提出，“国进民退”效应似乎也被瞬间放大。据媒体一项针对企业中高层的调查，有超过70%的人认为目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刘业进：我们最近在北京市几个区县调研中，发现非公经济或者是民营企业，在几个方面感觉自己不是政府的“亲儿子”。他们在要素获得、市场准入等方面面临着巨大障碍。第一是准入障碍，虽然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但是这个条例颁布几年以来，民营企业还是面临很多实质障碍，他们还是不能进入一系列的领域，比如说石化、金融等。第二是要素获得方面的障碍，首先在资本获得方面，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他们只能通过地下钱庄、同行拆借等方式获得资金。经营用地困难，在新开辟的科技园区很难得到地块。另外，在人才获得方面有一定的障碍，许多高层人才得不到进京户口的指标。第三是包括知识产权、社保经费在内的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民营企业家对此反映非常多。

　　新望：中国目前的危机就是民营经济的危机，目前的经济衰退就是民营经济遇到阻力而造成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很好，在大城市、中西部看不出来，但是从东南沿海看一下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的经济正处在寒冬。现在的经济形势是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水火两重天。我们从国有经济这一块看不到衰退的迹象，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也是在一直上涨，但是事实上中小企业现在的日子非常难过，还在隆冬天气，要说是有恢复的话，顶多算企稳。

　　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如果说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困难、危机的话，不是什么外部原因导致的，而是我们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问题。

　　夏业良：在过去几年里，有一种明显的感受，就是经济领域中过去所倡导的民营经济或者是私有化、私营化这种理念，已经在很多领域被国有化所取代。而国有化取代的过程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强权介入，官方部门发布了一些指令，没有讨论的余地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是一种强权直接干预导致的结果。我认为“国进民退”是经济领域里面的倒退。

　　二问：“国进民退”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国进民退”

　　带来的垄断不可避免

　　在国企吞并私企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亏损企业吞并盈利企业的现象，这被戏称为“小鱼吃大鱼”，而这也是“国进民退”最被诟病的一点。

　　王建勋：我觉得国家涉足商业领域的话，最容易导致的后果就是权钱交易。同时这还有个浪费的问题，也就是他不关心是否可以盈利，这也是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基本上都会亏损，因为他没有盈利的动机，因为他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另外一个政府涉足经济领域的后果就是垄断，因为他有权力可以消除竞争，所以说这种行政垄断不可避免。

　　雷颐：我觉得这牵扯到一个政府的信用，或者说政府只要出适当的价格别人能够接受的价格，你想买过来也可以。比如山西煤矿，既然几年前招商让别人来，我觉得现在就不该是收归国有，而应该是买，两个人在平权意义上的交换，我愿意卖就卖，我不愿意卖还可以讨价还价。这还牵扯到你违反了原来的规定，要付更高的违约金，这是政府的信用。当你认为可以用低价强行收买民企，以为付出的是很便宜的成本，实际上政府信用搭进去了，这其实是很高的成本。

　　夏业良：“国进民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中所有权的转换，最关键是它会对中国整个社会包括收入分配、未来的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问：“国进民退”的根源是什么？

　　超大型央企竞争力未必强

　　在各国政府纷纷推出的刺激经济计划中，不少都有着“国进民退”的色彩，“国进民退”能否成为金融危机的救命稻草？是否是这些经济措施导致的“国进民退”呢？

　　冯兴元：几年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说要培养30到50家超大型的央企，这个战略一直在实施，目前只有20多家没有到30家，所以“国进民退”在这个意义上还要增加，至少要达到30家。只关注产权不关注竞争，中国成不了真正的强国，不要以为有20家超大型企业就很强了，国外都是很贬义消极地看这些超大型的企业，因为你不是市场里面跌打滚出来的，不是在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而是通过“拉郎配”、通过政府行政命令组合起来的。好像是几个浮肿的病人让他们共同穿一条裤子就是强，就是很好的经济治理吗？不是这样的。

　　王建勋：我觉得现在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至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现在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我觉得对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方向的选择非常关键。 “国进民退”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简单的利益支撑，这背后其实有知识和理论的较量，其实从很大意义上讲背后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理论问题我简单地概括就是政府适合做什么和不适合做什么，从古典自由主义来看，国家就适合提供一个公正或者是正义的环境，或者说提供这样的规则，确保公正和正义可以形成的规则，而不适合做其他的事情。

　　刘业进： 为什么会有当前非常严峻的“国进民退”的倾向？我认为现在政府是有偏的、有倾向的公共政策。它的利益指向了具体的群体，而不是全体人民。我想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秩序下，一个经济秩序可以良性的运行是基于简单财产权利规则。你不能人为地动用行政力量去有意识干预市场过程的结果。在“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可以随便地得到优异资产，国有企业以公共利益为名占据某些有利的行业，这样的行为侵蚀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规则。从长期看，这会伤及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问：是否应改变“国进民退”的现状？

　　国企不应有“长子心态”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在2006年表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对，应该是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平行发展的趋势。而与会的专家均认为，应及时扭转“国进民退”的趋势。

　　刘军宁：山西搞煤矿整治的时候说，“国进民退”有助于减少腐败。难道说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减少私人企业家的人数吗？另外说国企安全、私人煤矿不安全，这也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判断。还有一个是国企不污染，私企污染。我想这些判断都是非常站不住脚的，而且这些判断有悖于中国在过去30年来得出的几个常识性的东西。

　　王建勋：怎样看待今天中国私人企业的问题？有很多人支持“国进民退”，说私人企业太糟糕了，比如说经常被提起的理由，就是私人企业经常侵犯一些人的权利，比如“包身工”等等。为什么导致这样的状况？我认为不是煤老板的错误，当然有些人是道德败坏的，但是所有人都有可能道德败坏，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政府失职了，当一个企业主欠你的钱不给你，你打官司根本没有人理你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下，这是政府的失职、错误。很多私企对于员工权利的侵犯恰恰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或者是合谋的结果，而不是说煤老板天生糟糕。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思路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走的路子是如何确保政府来保障这些工人的权利而不是取消这些私人企业的老板。

　　雷颐：我觉得大国企领导说的一句话特别反映了大国企的本质，他说“我们是长子，我不垄断谁垄断”，我觉得应该废除这种论调，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 (本报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