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们也尝试了上门募捐、报纸义卖，专题定向募捐等种种募捐形式，均收效甚微。”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志方说，而大型义演的失败，更把基金会带入即将破产的边缘，对大家信心是很大的打击。那么下步的路子该怎么走，张志方说，我们一些人是退休后来基金会发挥余热的，以前对市场经营并不熟悉，从基金会的实际处境来看，自身是民间慈善机构，没有行政募集资金的资源，基金会要生存、要发展，只有靠市场化运作。但基金会没有专业人才，我们想到与广告公司合作，利用广告公司的人才资源为基金会募捐善款，当务之急是要尽力把原始基金的亏空补上。

　　陈志雍说，既然是市场化操作，我们也要有相应的业务分成，最初的方案是五五分成，后来基金会认为比例太高，要求压到四六分成，广告公司拿四分，我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了3个多月，最后各退半步，达成了公司提成45%的协议。陈志雍说，近两年来，我们共为基金会拉来了390多万的募捐款，我们公司提成拿了185.79万元。

　　“市场化操作使基金会终于走出了最艰难的日子，至2009年底6月底，基金会在银行的存款余额已达398.2万元，接近条例要求的400万原始资金。”基金会代理秘书长杜学初说，在此期间，他们还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为癌症病人服务的各项活动，如组织向癌症患者周婷婷、周建明等专项募捐，组织癌症知识讲座和癌症病人旅游等，很受社会的欢迎和好评。退休工人、癌症患者刘君仙告诉记者“我们这些癌症病人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平时很孤单，抗癌基金会经常组织集体活动和参观旅游，我们真是很开心很感谢。”

　　杜学初说，与此同时，基金会的内部管理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如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人均月工资，现实际减为1700余元；以前捐助病人，5万10万仅凭个别人的一句话，现在要通过班子集体讨论，同时还要征求乡镇街道和民政部门的意见，在当地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开展捐助活动。

　　草根慈善路难走

　　然而社会舆论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看法与基金会的自我评价却不尽一致。前不久，家住鄞州区姜山镇的蔡女士向宁波当地媒体投书说，抗癌基金会以她女儿患白血病的名义到镇上募捐，募去了10万元，但只给她送去1.2万元。蔡女士怀疑，其余钱是否让基金会挪作他用了。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又引起了一场风波，给基金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杜学初解释说，基金会确实派人(实际是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去过姜山镇，本意是募捐原始基金，只不过拿蔡女士的女儿举了例子，也许是当事人没讲清楚，让蔡女士和镇上有关企业产生了误解。

　　但杜学初的解释并未达到如期的效果，尤其是基金会拿巨款购买保健品和与广告公司拉赞助的消息传开后，更是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其声誉遭到严重打击。而基金会的主管机关、宁波市卫生局也认为，这两年来，基金会存在运行成本确实过高，公益性支出比例偏低的问题。

　　市卫生局疾控处副调研员李富强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些数据。2007年底，抗癌基金会募捐收入为233.55万元，真正用于癌症患者治疗费用仅为30.47万元，而活动成本达179.24万，占总收入的76.75%，其中绝大部分是广告宣传费，也就是广告公司的业务提成。2008年基金会收入为150万元，当年度公益支出为30.6万元，也仅占总收入的20%。而《基金会条例》规定，公募性基金会公益事业支出应占年度总收入的70%以上。

　　李富强认为，基金会体制不顺，内部管理失控，也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他说，“按规定，省卫生厅是抗癌基金会的主管机关，我们是委托代管，但对基金会这样的新生事物，政府该如何管，管到什么程度，条例并没有具体规定。如基金会理事会发生内部纠纷后，他们召开会议，免掉了其中7名理事会成员，但如此大的人事变化，基金会与主管机关事先既不沟通也不汇报，这怎么行呢？因此，基金会今天面临如此困境，自己也应承担很大的责任。”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俞德鹏说，地方各级官方半官方的慈善总会有固定的财政补贴，而民间基金会一分一厘都要靠自己“讨食”过日子，两者并不处在平等起跑线上；其次，从世界发达国家情况看，基金会的业务经营比例一般为总支出的15%，我们国家规定为10%，而民间基金会规模偏小，募捐来源困难，其公益性支出无法达到条例要求，这是客观现实。其三，对于民间草根慈善组织采用社会化或市场化的募捐方式，有关方面是睁眼闭眼默许的，但缺乏相关细则予以规范。

　　俞德鹏表示“宁波抗癌基金会出现的尴尬，当前面临的困境，其他各地也都有类似存在，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正视，并实事求是予以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