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张铁刚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王红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出口成经济回升“短板”

　　制约转型和发展的因素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速自去年下半年起明显下滑。由于我国政府及时推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下滑的势头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遏制。当前，我国经济虽然出现积极变化，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究竟是哪些因素为经济回升带来不确定性？本报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出口成经济回升“短板”

　　问：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红领：虽然我国工业、投资、消费等统计数据都传递出了积极信号，表明经济在回升中，积极迹象的确出现很多。但是在出口方面，统计显示，5月份我国出口同比下降26.4%，环比下降3.4%。6月份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825.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7%，环比增长11.2%；其中出口954.1亿美元，同比下降21.4%，环比增长7.5%；进口871.6亿美元，同比下降13.2%，环比增长15.6%。这是连续第7个月出现负增长，并且降幅还将有所扩大。

　　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有赖于外部需求，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的影响仍未见底、外需将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要做好在较长时间内应对各种困难和复杂局面的准备。

　　陈道富：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主要表现为：一是民间资本尚未活跃，仍处于近些年偏冷水平。二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尚不充分，原有的房地产、汽车消费热点等开始恢复，但原有的调整不充分，容易泡沫化，基础不扎实。三是外需下降，国际市场恢复的前景仍存变数。四是产业结构问题仍在积聚，这些都将给经济回升带来潜在的压力。

　　制约转型和发展的因素

　　问：您认为造成经济回升基础不牢的原因有哪些？

　　张铁刚：中国经济回升基础不稳固的原因，一是对外经济仍然没有稳定向上，即使向上也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就算没有干扰也有待内部经济的配合。二是境内企业的信心虽有提高，但仍有待稳定，居民消费没有恢复到原有的高点。同时，形成有遏制衰退意义的内需也不可能在一个经济周期中完成。三是公共投资产生的效果有时间滞后性，必须有个消化的过程，而完整产业链的形成和配套恰是高质量经济的基础。

　　从中长期看，说“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转型和发展两大根本问题尚未解决。比如，社会劳动保障机制刚刚开始建立，远说不上完善，制约了内需扩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过度、行业垄断的存在、财政支出的浪费和效率低下、税负过重和不合理等等，制约了投资数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同时，在国际上，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容易在危机中恶化、WTO的新一轮谈判重启还未有眉目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等等，这都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症结。

　　陈道富：经济回升基础不稳固，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首先，经济改革在一些领域还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其次，经济下滑还没有推动经济进行充分调整，尤其是结构性主动调整；第三，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缺陷，容易引发泡沫并破灭，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才有进一步恢复的可能。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问：我们该采取哪些措施,整固经济回升的薄弱环节？

　　王红领：当前我国经济的首要目标依然是保增长，这样才能保住就业改善民生，所以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取向不能因为几个月的经济改善就转向。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巩固和发展企稳向好的形势，必须进一步调整结构，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发挥科技支撑作用，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推动城乡统筹和地区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改善民生。这7个“进一步”，更多考虑的是长远可持续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发展方式粗放、投资与消费关系扭曲、产能过剩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我国经济虽已出现企稳回升的积极变化，但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特别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仍处于下行通道，外需薄弱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此外，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尚需时间。因此，我们在保增长中要注重推进结构调整，注重加快自主创新，注重加强节能环保，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深化改革开放，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经济社会发展积累和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张铁刚：在增强全社会信心的同时，我们不仅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保障机制，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改革，注意产业和地区政策的调整，发挥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在新能源和新技术等方面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另外，还要采取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对外经济政策，扩大交流，增进信任，促进建立双赢和多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