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即将过去。虽说一场席卷全球的巨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霾尚未完全消散，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的深谷，国际金融市场依旧脆弱和起伏不定，但经济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清晰显现，国际金融市场也企稳回升，更有学者用“危机后元年”来表示对2010年的期盼和愿景。岁末年初，本报特约一些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一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脉络、国际金融市场运行的轨迹以对话的形式进行评点，并对来年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向作一个大致的勾勒。

　　主持人：本报记者莫莉嘉宾：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穆迪经济网资深经济学家图·帕卡德

　　二战以来最严峻的金融危机，使得2009年的全球经济备受考验。借助超低利率、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财政刺激措施的帮助，笼罩在全球经济之上的衰退阴霾正在逐渐消散，人们依稀可见黑暗隧道尽头的复苏曙光。然而，年末迪拜“倒债”危机和希腊主权信用降级又再度引发人们对未来的担忧。2009年全球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2010年全球经济将走向何方？就此记者与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和穆迪经济网资深经济学家图·帕卡德进行了对话。他们认为，201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温和复苏，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利率将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而退出策略的时机以及如何实施，将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重中之重。

　　记者：在各国大额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帮助之下，全球经济正日渐起色。您如何评价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

　　屈宏斌：我们正身处全球经济的历史性时刻。一场大的危机过后，全球初现复苏迹象。发达国家终于恢复了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危机的最坏阶段已经过去。但近几年所累积的问题并未随之远去：银行系统仍面临调整，家庭部门和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主要经济体国家经济仍要依靠相关宏观政策的支撑。2009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是西方发达国家让位于新兴经济体，从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位置退出；不论是从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角度看，新兴经济体都将在未来数年内占据全球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而中国和印度则是新兴经济体中最耀眼的明星。

　　图·帕卡德：我认为，金融危机极度动荡的阶段已经过去，在经济刺激计划引导的投资和消费者支出复苏的影响之下，全球经济正在重回增长轨道。全球库存降低正在助力生产率的反弹，大型基础设施和商业投资使得发展中国家就业增加。亚洲的两大引擎———中国和印度，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牵引力。在全球经济周期中，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印度和巴西引领全球经济复苏。而过去10年的谨慎财政措施，使它们能够使用反经济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来刺激需求。

　　记者：您认为2010年全球经济将如何发展？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复苏是否可以持续？

　　屈宏斌：201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温和增长。我们的预测是2010年全球名义

　　GDP增长将为2.8%。我们上调了大部分国家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而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前景尤为光明：GDP增速预测从5.3%上调至6%。与之形成对比，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率从1.2%上调至1.8%。我认为亚洲的经济复苏能够持续。内需将在未来几个月以相对健康的速度增长。亚洲大多数经济体的就业率已呈现正增长态势，刺激复苏的不仅仅是公共投资，消费也有所回升，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对此也有一定贡献。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资产价格的重整旗鼓，这有利于提振消费者信心指数。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出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其他新兴市场的需求，而这些市场的前景较为乐观。

　　图·帕卡德：在经济刺激计划之下，发达国家最初将出现疲弱复苏，到2010年下半年就业情况改善之时，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加快。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将占到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何时才能恢复增长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能否持续当前的增长。我预计亚洲的复苏将是逐步的，大多数经济体将在未来重回增长。因为外部需求已开始改善，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拖累，反而成为助力之一，并且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这种趋势明年将持续。

　　记者：2010年全球经济有何风险？目前少数国家已调高基准利率，如以色列、挪威和澳大利亚等，而欧美主要央行依然按兵不动。您认为各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依据和难点是什么？2010年全球利率将如何演进？

　　图·帕卡德：2010年最大的下行风险是退出策略的时机。现在关于预算赤字以及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已有相当大的担忧，金融危机的“余震”依然存在，近期的迪拜危机就是一个例子。

　　屈宏斌：美国低利率政策将推动资金流入新兴市场。而新兴经济体限制本币升值将表现为外汇储备的累积，这部分资产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对美国国债的相对高需求压低了资金收益率，并反过来支持美国低利率政策，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皆大欢喜的循环”，且这个循环似乎可以无穷无尽。但当全球资金成本降到很低水平后，对于收益率的追逐又将重新抬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表现为投资MBS的急剧膨胀，并制造了美国房产市场的繁荣。危机之后，追求收益率的资本流向了另一个方向———新兴经济体。毫无疑问，高经济成长性为投资者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一循环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很简单：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面临升值压力，资产升值难以避免。由于其经济增长动力从出口转向国内需求，因而经常项目下顺差减少。这时问题可能会开始出现，高通胀或者经常项目赤字急剧上升。在美国未加息之前，这一循环可以继续下去。我们目前仍在这一周期的开始阶段。

　　而在经济复苏势头巩固后，国内因素将驱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很多国家在货币政策选择中面临的两难在于：较早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吸引追逐高收益的热钱流入，而如果等待的话，却有可能因为流动性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引发资产价格膨胀。伴随着今年以来相继出炉的全球经济好转的消息，刺激经济增长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题，利率将在长时间内保持低位。即便英格兰央行和欧洲央行可能在明年加息，我认为这种加息仅仅是对前期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走向正常的回归，而不应理解为紧缩。

　　记者：全球退出策略的最大难点是什么，您认为退出策略的实施将会有哪几种途径？

　　图·帕卡德：这取决于退出策略时点的判断以及各国的相互协调。如果过早的退出经济紧急刺激措施会使得复苏停滞的话，政策决策者们不应当屈服于市场的压力而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二十国集团有关退出策略的最大力度协调，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但各国经济复苏力度不同，正导致各国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屈宏斌：全球退出策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债务。各国央行实行数量宽松的途径各不相同：欧洲央行通过公开市场的回购操作，从理论上说，这个措施很容易退出；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的是直接购买债券的方式，这就涉及通过重新向市场出售这些资产来实现政策退出。英格兰银行主要是购买政府债券，而美联储主要选择购买大量的抵押贷款债券。然而在所有的情形下带来了同样的难题：央行的行动使得这些资产价格以及其收益率处在非市场水平。

　　退出策略的第一种途径是货币政策先于财政政策退出。在出现复苏早期迹象时央行先结束数量宽松政策，这将并不仅仅是停止购买相关票据，还包括向市场出售一些央行的存量债券，以减轻其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这个过程将伴随着短期利率走高，与此同时，没有任何明确的财政退出的信号，政府继续大量借贷。第二种途径是政府宣布财政刺激政策先退出，包括在税收和支出上的优惠承诺的减少或停止。在这些措施宣布且开始实施并见效后，央行再开始提高短期利率。这时候提高利率有助于避免短期内政府债券及抵押贷款债券等的收益率大幅飙升，从而避免经济复苏因之受挫，央行在这一过程中继续执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并逐步撤出其刺激措施。

　　当然也存在其他选择。然而，这两种途径形成两种极端：第一种途径的不稳定程度更高。只有在投资者理解这是政府债务削减的一种可信赖方式的前提下，数量宽松才能完全退出。我认为，理想的退出战略应当是紧缩财政政策先于紧缩货币政策，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不会出现债券收益率暴涨的状况。因而，各国财政政策当局与货币政策当局的通力合作不可或缺，即使以暂时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代价也应在所不惜。(莫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