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表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新兴国家，已准备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唯一巨大的改变将是提高中国的投票权”。

　　在9月底召开的G20匹兹堡峰会上，各国首脑同意对IMF中各国的投票权分配进行改革。按照设想，将从发达国家的份额中拿出5%分配给新兴国家，使得二者的投票权份额对比达到52∶48。

　　IMF为何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投票权？中国为此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和挑战？对此，本报专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投票权变化是博弈

　　问：IMF为何强调要提高中国的投票权？

　　汤敏：目前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为3.66%，居第六位。这是比较低的，这与中国加入IMF时的国力较弱有关。2008年中国GDP占到世界GDP的7.1%，如果算上PPP(购买力评价)，这一比例就更高了。从这个方面说，应该增加中国的投票权。

　　问题是，现在不只是中国的投票权，IMF给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都是偏低的。IMF在成立时，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实力还非常弱，当时分给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较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应该与时俱进地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

　　总体来说，这里涉及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发达国家不愿意让发展中国家在IMF中占大头，否则，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就会减弱。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金融危机带来变革契机

　　问：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提出这个议题？

　　汤敏：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要求。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议题一直被拖延着。国际经济与金融事务，大体上由G7来左右。但在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发现，没有发展中国家一起参与整个世界事务是不行的。过去那种长期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管理模式肯定有问题，所以这次不仅IMF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G8也扩大成了G20。 让一些影响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这是大势所趋。同样，IMF正是顺应了这种大趋势。

　　金融危机带来变革契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克时艰。这个时候，本来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这种时候，发达国家也更容易做出让步。

　　中国将更活跃声音更强

　　问：您认为提高投票权对IMF和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汤敏：对IMF来说，增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使IMF的运作更平衡一些，使IMF职员在工作中反映发展中国家意愿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对改进IMF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中国来说，它能使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是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还能更有力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提高投票权使我们在IMF更活跃，声音更强。另外，投票权提高了以后，决策时大家都要来说服你，中国的地位就有所提高，这在国际谈判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提高投票权对中国更有利。

　　问：中国在IMF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也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那么，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汤敏：在IMF中，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承担更多的义务。首先是要提高资金的投入，也就是增加股本金。还有就是在重大的国际事务问题上，要有一个照顾大多数国家的立场，还要有帮助贫困国家的意愿。有时甚至要拿出一些资金。比如最近中国购买了500亿美元的IMF债券，就是中国帮助贫困国家的具体表现。

　　话语权不是说“不”的权力

　　问：中国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汤敏：对中国来说，能不能行使好投票权的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拿出好的建议来，能不能不断拿出让各方都接受的各种改革方案来，这才是真正的话语权。话语权不能理解为是说“不”的权力。说出来把别人否了，可能解气，也会得到一些人的喝彩。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比别的国家更好的方案，或者你的方案并不能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没有任何建设性，可操作性，那就是不说白不说，但说了也白说。

　　什么是好的话语权呢？我认为，要拿出既对自己有利，又要能让大家接受的可行的方案。如果光顾本国利益，肯定难以服众。在新规则的制订中，很多方案都要拿出来比较。你如果拿不出一个比别人更好、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到头来你还是只好跟着别人走。

　　考虑问题要有全球观

　　问：中国应该怎样用好这个来之不易的话语权呢？

　　汤敏：毋庸置疑，由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在金融领域、市场经济中我们还是个新手。相对来说，我们的研究能力并不够，水平也不如人家，这是我们的劣势。

　　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更知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在。我们的相对实力也使得发达国家不能小视中国的意见。对发达国家的思路，我们也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成为两个阵营意见沟通的桥梁，协调双方利益。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指的就是要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有全球观，要担当起维护世界和谐的责任。短期内在个别的领域、个别的事情上吃一点小亏，吃一点短亏，让一让步，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大的利益与长期利益。

　　在研究应对和制定国际规则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应该要有机制创新。不能靠政府几个官员关门研究，要有一种机制来发动社会的参与。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建立一种机制，一个专题的政策研究体系。这些需要有一定的投入，国家应该大力扶持。实际上社科基金、学校科研资金、各部委研究资金也都不少，如果把那些无用的、意义不大、低效的项目砍掉，集中整合一部分资源，就足以支付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