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沪深股市震荡下行，上证指数3000点命悬一线。虽然我们不必过分夸大某一个点位的重要性，但对于由此引发的投资者信心焦虑，以及频繁出现的政策性扰动，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

　　其一是对货币政策的方向与变化力度的猜疑。

　　央行宣布存款准备金率自1月18日起上调0.5个百分点，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货币政策的焦虑。一些外资投行或研究机构据此认为中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开始退出，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他们还认为，中国加息的时点有可能大幅提前。这加剧了国内市场的恐慌。

　　其实，在中国经济进入“调结构”重要阶段的2010年，宏观政策适时而动本在情理之中。但这不等于2010年既定的宏观政策基调“变卦”。

　　如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释放的信号不能够被公众所充分理解，引发政策性扰动，实在得不偿失。所以，有必要对政策性扰动因素正本清源。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既定基调。从年初各金融主管部门的年度工作会议上看，这一政策基调亦得到了各部门坚定的贯彻执行。

　　但与资本市场一样，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搞“单边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并不冲突，而是既定政策基调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央还针对性地提出，“特别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回收市场上一部分过剩的流动性，既能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又可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因此，一个阶段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或公开市场净回笼，并不能说明货币政策的取向发生了改变，而恰恰是政策的内在要求。

　　其二是对资本市场自身政策的猜疑。

　　比如对于上调印花税或者恢复双边征收的传闻，比如对于向个人解禁股征收所得税的议论，都已经对投资者心态造成影响。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在这种传言、争论之中被冲淡。

　　面对1月份大盘如此下挫，回望去年底市场弥漫的乐观情绪，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国内经济初步呈现“V”型反弹趋势，市场一片乐观，现在，人们开始担心通胀和加息；彼时，人们普遍认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退出尚需时日”，现时，对于退出的讨论此起彼伏；彼时，人们认为流动性依旧充裕，现时，流动性已被怀疑；彼时，人们预期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期将至，可能有跨年度行情，现时，由于政策性扰动，跨年度行情已大打折扣。

　　由于存款准备金率“意外”上调这个变量的出现，打破了此前多数人的“思维惯性”，市场也重新校正“政策标尺”。与此同时，最初被一边倒看作重大利好的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业务，也被投资者“再认识”，不再简单地当作重大利好。

　　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者认识上的谨慎和重新校正，客观上使得市场回归常态。因为，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是我国证券市场的重大创新，但如果过于强调两者会引发机构抢夺指标股筹码、从而推动指数上涨，则未免有短视和功利之嫌。成熟市场的实践早已证明，股指的长期走势不会因为某项制度创新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上的理性有助于两项创新业务的稳妥推出。这或许是我们从市场调整中得到的一个收获。

　　政策性扰动亟待方方面面给予重视。通过必要的解释工作，必要的政策安排，减少政策性扰动，避免政策性扰动无限度放大。(熊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