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在即，低碳经济概念在资本市场持续升温。11月30日的中欧领导人会晤、11月17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透露出未来经济将向低碳经济转型、新能源产业将得到高度重视的信号。

　　但对于已被打上“出现重复建设倾向”标签的多晶硅行业而言，发展前景并非一片光明，政策调整、行业竞争、市场变化都将考验这一新兴行业的未来。工信部11月末称，将根据全国光伏产业调查、调研获取的数据资料和企业发展现状，尽快出台《多晶硅行业准入标准》，并研究制定《多晶硅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届时，多晶硅究竟是过剩还是“被过剩”的争论或将尘埃落定，行业投资一哄而上、各自跑马圈地的乱局或有望厘清，但在此之前以及之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多晶硅暗战不会偃旗息鼓。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就在多晶硅被列入有重复建设倾向行业之后，伴随着过剩与否的争论，上百亿资金仍源源不断地涌入，多家企业坚定看好行业未来，并认为“过剩论”是由统计口径不统一，判断标准不一致；地方政府和企业盲目跟风，夸大产能规模；既得利益者误导舆论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他们建议，理顺新能源调控机制，调控应限定在准入标准、产能预警和政策协调三方面，但不应通过规模、技术等指标设定准入标准，而应强调环保、用地等标准。

　　抄底“过剩”

　　多晶硅过剩论并未得到业内一致认同，仍有多家公司、上百亿资金涌入这个被认为过剩的行业。

　　11月下旬，一场大雪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工业园区包裹得严严实实，就像多晶硅行业一度被“过剩论”充斥得满满当当的一样。没有理会外界的质疑，中小板上市公司盾安环境将在这里投资18.82亿元建设年产3000吨多晶硅项目。

　　公司方面表示：“公司选择目前的市况下切入多晶硅行业，一是看中整个新能源尤其是太阳能比较广阔的前景，一是希望在多晶硅行业走在谷底的时候切入，以此拉近与市场先行者的差距。”

　　两年多前，盾安环境便开始调研新能源产业。调研中，盾安环境着重考察了太阳能行业是否能够容纳这么多大企业的竞争。“作为决策的基础，我们首先看到，太阳能是一种终极能源，它的应用非常广阔，发展前景是无庸质疑的。”盾安环境董秘喻波说。另外，国际市场已开始复苏，国内也将继续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如果政策依然刚性执行，供应就可能受限，最后可能出现供不应求、价格上行局面。这对盾安环境而言也是机会。

　　无独有偶，另一家上市公司棱光实业也加快了剥离资产、重回多晶硅产业的步伐。11月4日，棱光实业公告称，将出售上海尚建园创意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棱光实业内部人士表示，资产剥离后，公司将在原来的多晶硅产业基础上拓展一些太阳能项目。

　　太阳能的“光明”前景同样吸引了不少央企的目光。已有大型央企将新业务发展的重点锁定多晶硅，产能规划达1.5万吨，有望成为国内最大的多晶硅项目。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1月19日宣布，以55亿港元认购保利协鑫逾31亿股新股，后者正是亚洲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商——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从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至少有上百亿元的资金“逆势”涌入了已被贴上“过剩”标签的多晶硅行业。

　　暗战“过剩”

　　“过剩论”的背后隐藏着判断过剩的标准不一致、地方政府和企业夸大产能规模、既得利益者误导舆论等多种因素。

　　一边是“过剩”的警告，一边是企业坚定看好，多晶硅行业到底怎么了？“过剩论”为何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从今年8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到9月下旬《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简称38号文)，多晶硅被定调为产能过剩——“2008年我国多晶硅产能2万吨，产量4000吨左右，在建产能约8万吨，产能已明显过剩。”

　　但过剩论并未得到业内一致认同。有业内人士质疑，38号文并未提供多晶硅需求情况以及过剩与否的判断标准。长期以来，发改委都是通过供需分析来判断某一行业是否过剩。如钢铁行业，38号文给出的过剩依据是“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再如水泥行业，38号文称，“产能全部建成后，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产能将严重过剩。”

　　而进行供需分析后得出过剩结论的内容更多地来源于媒体报道——“统计资料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已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倘若这些产能全部实现，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以上。”经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方了解，这一结论出自一家名为中投顾问的咨询机构，其研究员今年7月依据各地发改委提供的数据以及自有的行业数据测算得出。

　　对此，一些企业、行业协会、业内专家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持不同看法。科技部近期完成的一份内部报告也认为，“产能过剩”的判断有失公允，并担心这一论断会误导舆论，影响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正常发展进程。

　　事实上，多晶硅产能可分为多种情况：已投产、在建、拟建、规划中等。由于多晶硅生产线调试周期较长，即便是已投产的项目也不一定能立刻贡献产量。另外，一些企业出于融资需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便利，有意夸大规划产能。作为国内最早投资多晶硅的企业之一，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国内产能做了自己的统计：截至今年10月，拥有已投产多晶硅项目的企业数量达21个，产能合计约5.5万吨；有在建项目的企业数量为11个，产能合计1.2万吨；有拟建项目的企业数量为9个，产能合计约1.7万吨。拟建项目中包括很多早已宣布实施却迟迟没有开工的项目，根据其历年统计，实际产量往往只占到当年产能的25%-30%，因此2009年的产量只有1.5万吨左右。这与另一家多晶硅骨干企业洛阳中硅高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测算数据基本一致。

　　9月21日，发改委和工信部下发《关于联合开展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总体情况调查的通知》，要求企业详细区分出“已建成项目规划产能”、“已建成项目实际产能”、“在建项目规划产能”、“规划建设项目规划产能”等细目并上报。

　　中国证券报记者11月12日从工信部有关官员处了解到，根据当时已上报的数据，我国多晶硅产业计划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实际投资400亿元；规划产能接近20万吨，但实际产量并不大。

　　盾安环境多晶硅项目可研报告测算，2009年保守估计我国多晶硅需求量2.8万吨，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今年产量最多只能达到1.4万吨，尚需进口1.4万吨。预计2010年全球光伏多晶硅需求量将达8.5万吨，缺口达2.62万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表示，我国目前70%的多晶硅仍依靠进口，这与过剩的判断明显矛盾。

　　但李俊峰警告说，地方政府支持企业盲目跟风的倾向需要警惕，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新能源产业基地，就可能导致重复建设。地方政府之所以有此强烈冲动，一是在过去的政策导向上，多晶硅项目不需要国家发改委事前审批，而是采取备案制；二是多晶硅项目投资巨大，千吨产能的投资超过4亿元，这将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但国家统一准入标准的缺位使得进入该行业的企业良莠不齐，一些不具有资源优势的地方政府在多晶硅政策风向转换后显得非常尴尬。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司长陈斌表示，我国多晶硅产业布局明显不合理。由于多晶硅耗电量大，电费占生产成本的比重高，应建在能源丰富、电价低廉的地方，但新建的项目有相当部分建在能源紧缺、电价较高的华东、华中地区。有消息称，多晶硅项目审批权可能被收归国家发改委，此前各地规划的产能很可能半途而废。

　　不过，在一些具有技术、资源等优势的地区，地方政府对发展多晶硅产业依然信心十足。四川省乐山市发改委主任罗新礼介绍，乐山市对多晶硅产业的规划并没有因为中央政策的转向而发生改变。《乐山国家硅材料开发与副产品利用产业化基地发展规划》明确，到2013年，乐山将形成太阳能光伏硅材料、电子硅材料、硅化工循环利用三大产业链条，经过5-8年时间，与多晶硅相关的产业链将实现千亿产值。乐山市目前已形成7500吨多晶硅产能，还有已通过审批的永祥、东汽各3000吨的项目。此外，还有规划中的6000吨产能。乐山合计产能将达近2万吨。

　　除了统计口径的影响、部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外，一家多晶硅下游企业的董事长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之所以会出现多晶硅过剩论，根本是“先上船的排斥后上船的，明明船上还能装人，但已经上船的人怕后来者太多，于是到处喊"船满了"、"要沉了"，最终误导政府。”科技部专家们也发现，支持“过剩论”的主要是一些大企业。

　　有意思的是，在一次多晶硅行业内部会议上，个别受到重点怀疑的多晶硅企业负责人上台发言之前都要主动澄清：“不是我说的！”

　　作为后来者，盾安环境对此倒是看得开。“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调控说明政府希望多晶硅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从暴利时代回到理性状态，这也符合公司长期做多晶硅、做光伏产业的思路。”

　　话虽如此，融资上的“卡脖子”让这个资金密集型行业里的先行者和后来者，都感觉到日子开始不好过了。西北某多晶硅企业老总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一期项目刚刚投产，但二期续建项目的贷款出现了问题。与公司长期合作的某国有银行省分行将该笔贷款办完手续上报后，被总行信贷部门否决，公司现在已转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北京一位业内专家近期则忙于应对数家银行信贷部门的邀请，向其介绍多晶硅产业状况，以便于银行合理收缩。

　　企业直接融资也越来越难。多家上市公司高层证实，日前证监会已就多个涉及风电、多晶硅配股(或非公开发行)的项目向发改委征求意见，市场认为证监会对上述项目再融资审批或趋于严格。此外，据某基金公司人士透露，此前有想上创业板的新能源企业因政策风向改变而被挡在了门外。

　　不仅仅如此，其他“麻烦”也接踵而至。西南某多晶硅企业抱怨，地方政府先前承诺的优惠电价一直得不到执行。更多的企业在担心有关方面会不会彻查之前的土地使用手续、环评标准是否会更严格执行、企业是否应该储备更多的现金。

　　调控“过剩”

　　一些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新能源行业特别需要政府推动，但政府调控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调控已是必然，如何调控则争议不断。

　　“多晶硅行业的确存在着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污染和违规用地等情况，但这并不必须用行政办法来解决。”一位在西部创办多晶硅企业的留美博士认为，如果确实要调控多晶硅行业，相关部门完全可以通过环保检查、土地检查等方式进行。否则，时而鼓励，时而限制，让企业无所适从，也扰乱了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律。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新能源行业特别需要政府推动，但政府调控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多数人士认为，调控应限定在准入标准、产能预警和政策协调三方面，但不应通过规模、技术等指标设定准入标准，而应强调环保、用地等标准。

　　对于38号文提出的“太阳能级多晶硅还原电耗小于60千瓦时/千克”这一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指标，业界有不同看法。“我们哪项技术是通过关在研究所里研究成熟了再应用到产业上的？”李俊峰明确提出，重复建设是经济发展必然过程，没有“过剩”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哪里会有技术进步？

　　事实上，大量多晶硅项目的出现打破了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保定英利集团首席战略官马学禄举了风电叶片的例子：此前国际市场风电叶片售价达600万元/套，中国研制出来以后国际价格降到70万元套，当中国将价格降到50万元/套时，国外企业只好退出。多晶硅演绎了同样的故事。早年，国外八大多晶硅技术厂商长期不向中国转让技术，也不与中国合资建厂，而且限产保价，维持高额垄断利润。但在德国十万太阳能屋顶计划开展后，其国内电池供货不足，中国企业抓住这个机会。当时以60-70美元/公斤的成本，达到400-500美元/公斤的售价，暴利驱动中国多晶硅项目大量上马，同时也使得多晶硅技术不断得到突破。马学禄认为，后来多晶硅价格的跳水，金融危机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掌握了多晶硅生产技术。“只要中国能制造，价格肯定会下来。”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博士周城雄认为，一个产业的过剩最具有发言权的是市场。产业过剩的标志应该是投资该产业无法获得利润，在发生亏损之后部分企业被迫退出，从而达到供需平衡。显然，一些新能源行业目前仍然利润颇高，这也是众多投资者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对于新建多晶硅规模必须大于3000吨/年的规模门槛，有专家认为，此做法延续了钢铁、煤炭等行业“越大越好”的调控思路，但大项目并不等于高技术，更不等于高利润。这种调控思路带来的种种弊端在钢铁、煤炭等行业中早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强制上大项目，反而可能形成新一轮的“过剩”。

　　实际上，在调控之前，市场之手已开始发挥作用。一家大型多晶硅企业负责人说：“目前200吨-300吨规模的企业有10多家，现在抢客户已不计成本，只要能够保证继续运行的成本就卖，根本不考虑设备折旧。这种不计成本的市场战略无法持续。”有部分小项目试图通过提高技术和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河南林州某300吨产能的多晶硅企业，已在调控前开始建设3000吨的二期工程。

　　风险投资基金也对多晶硅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光速创业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投资合伙人郑毅认为，在国内投资光伏产业，要特别关注其是否掌握关键技术、能否把制造成本降下来。盾安环境相关人士表示，公司选择此时进入多晶硅领域也有技术方面的考虑，将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考虑选择不论是目前还是投产日都是比较先进的单产3000吨生产线。

　　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表示，回顾其他产业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市场竞争才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最大动力。比如家电、汽车、计算机等行业，当年都是千军万马进入这个领域，经过多年激烈竞争，剩下的都是大而强的骨干企业。同时，政府调控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不越位，不缺位”。这是社会公民和企业公民对政府调控的共同期待。就多晶硅行业而言，调控的边际在《可再生能源法》中早有界定：“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和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国家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依法保护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者的合法权益。”

　　业内期待，以多晶硅为代表的新能源管理体制早日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