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7日,据悉,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近日在《烟草税和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发布会上提议政府大幅度提高烟草税,从目前的0.06元/包提高至1.00元/包,称此举至少可以让吸烟者人数减少1370万,最终挽救340万人的生命,政府也可以增加649亿元税收。 中新社发 刘君凤 摄
世界上有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即使严格按照它的说明使用,最终也会有一半的消费者死于对它的依赖。它被称为“全球杀手”,在中国,其死亡率超过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个特殊的消费品就是香烟。虽然烟草业一直声称自己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很大,但数据显示,其实它的贡献率远远抵不上它对家庭开支、肺病治疗、环境和由于火灾等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率。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发起World No-Tobacco Day(世界控烟日),再过几天,5月31日,就是第21个世界控烟日了。今年的主题是:拒绝二手烟,让肺自由呼吸。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并不是个人应该怎么戒烟,而是国家应该怎么“戒烟”的问题。今天的在线主编是中央电视台《新闻1+1》制片人王志安。
中国之声:志安,您好!
王志安:主持人,您好!
中国之声:我们查阅了一下,中国最近2年“烟民”总数从3.5亿下降到了2.7亿,不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谁都能感觉到,就是在烟民稳步下降的同时,中国烟草的品牌却在逆势急剧增加,而且价格迅猛攀升。说到这我想问问您,您是烟民吗?你见过的最贵的烟多少钱?
王志安:我自己也是烟民,我见过的最贵的烟有100多块钱一盒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么看,为什么这几年烟的价格在上涨,因为我们国家的专卖体制中实行的是一个总量管理的措施,这个香烟不是说烟厂你自己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他会给你一个配额。比如说你这个企业一年只能生产6万箱香烟,但是这6万箱香烟你生产什么价格,什么品牌,这个没有管理,那么在企业追求自己的利润情况下,他一定是愿意生产高档烟,而不愿意生产低档烟。这就是这几年我们高档烟在继续发展,低档烟在持续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之声:刚刚我们说我们国家烟草的品牌没有减少,那现在大概有多少种品牌您知道吗?
王志安:现在全国的烟草品牌我们全国是155个,过去是2000多个,是全世界烟草品牌最多的国家,现在也是烟草品牌最多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烟草专卖局计划在短时间内把它压缩到100个,其实现在压缩到155个就难以往下压了,其实是因为很多地方的烟草企业都要极力保住自己的烟草品牌。我们知道控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首先就是在控制烟草品牌上,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的生产国家里面,烟草品牌就是那么一两个,日本就是一个七星,美国就是叁伍、万宝路,烟草品牌压缩有一个好处,人们不能通过烟草品牌的识别来获得香烟以外其他的精神消费。但是我们现在的烟草品牌太多了,比如说抽中华的和抽玉溪的和抽红塔山的就构成了不同的社会分层,大家会认为抽中华的有地位,抽红塔山相对就是一般的白领,还有更差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品牌都压缩为几个品牌,就没有中华和玉溪的差别了,吸烟就不会获得香烟以外其他的精神消费了,这实际上也是在控烟过程中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控烟来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国之声:你认为,国家应该出手干预这种恶性膨胀吗?应该怎么干预?
王志安:当然应该了,因为我们国家是烟草专卖的体制,不是其他人可以介入的,所以烟草的价格品牌、销售、税收都是由国家管理的,我觉得国家可以首先做的一个就是压缩品牌,另外一方面其实香烟可以降价,我们的香烟现在的价格太高了,高了其实反而刺激消费。这个跟一般的消费品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消费品价格上升反而消费会萎缩,但是香烟价格高了以后反而会有一个畸形的消费市场,一方面是公款消费的支持,另一个是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果我们把香烟的价格都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其实也是反而可以压抑某些方面的消费,另外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个财政税收体制当中必须逐渐的摆脱对烟草经济的依赖。我们去年,2008年我们国家的烟草行业实现的工商税利是4499亿,这个成为我们国家贡献的第一大税源,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但是要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总体的经济实力在发展,整个的财政收受已经达到了5万多亿,烟草行业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的下降,这就为我们摆脱烟草经济提供了一些财政保障,如果说倒退10年,我们国家在谈控烟戒烟还有一定顾虑的话,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有财力不再依赖烟草行业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政府其实需要更多的是决心,而不是财政方面的顾虑。
主持人:好的,谢谢王志安给我们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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