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变中国——专访“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得者厉以宁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杨眉/北京报道

　　厉以宁又获奖了——“2009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与以往获得的数不清的奖项相比，这一网友口中的“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有高达50万元的奖金(目前国内社科类最高奖金)，更是首次对“厉股份”给予了最高的权威性学术认定。

　　11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报告厅举行的颁奖现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他说，厉老师在25年前接受了他这个学生，现在，厉老师在80华诞时获得这一被誉为“中国社科界最受重视、含金量最重的奖项”，“我为我的老师获得这个奖而感到高兴、自豪，我要向他表示祝贺，表示敬意。”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五家单位主办组织。厉先生这次是凭借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在158票中以84票赞成高票获奖。据介绍，该奖项以经济理论贡献为根本标准，主要奖励已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每次奖项只奖励一个经济理论。

　　显然，一个“厉股份”、一个“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远不能概括厉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他的敢为人先的大胆创新和颠覆性思想，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他的不畏世俗的学者气魄和警世性言论，对于打上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国人，不断带来激荡心灵的冲击和挑战。

　　“我只有四个学术成就”

　　对厉先生的专访，安排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下称“光华”)新办公大楼。

　　和中国大多数的高校建筑不同，光华的新楼现代、气派，并充满艺术感。新楼东门南北两侧相对而立的两尊雕塑——逾三米高、全身裸露的蒙古壮汉与张嘴露齿的老子雕像，在2008年10月刚展出时曾引发外界很大争议。这一惊世之举也让公众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光华的前卫、另类。

　　前卫、另类的风格，并未影响光华的学术权威，很多官员和企业家都将光华推崇为“国内MBA首选”，而“我是厉以宁的学生”早已成为一种招牌式的自我介绍用语。

　　作为创始人和首任院长，厉以宁的朴素外表和稳健风格，似乎与光华的现代、前卫一点都不沾边；但是，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象背后，厉以宁深藏不露的是其骨子里的改革基因和叛逆精神。从1994年创办光华，到2005年4月以名誉院长身份退居幕后，厉以宁10年间创造了中国MBA的一个传奇。

　　当《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光华的新楼门前，等到携夫人一同从奥迪轿车内走出来的厉以宁时，看到的是一位衣着朴素、动作舒缓、表情淡然，但目光坚定甚至充满威严的一位中国老人。他在下车和经过大楼自动大门时，对身边夫人的不着痕迹的关切和关照，则勾勒出一位典型的中国好男人。

　　不过，当记者随厉先生走进位于光华新楼内特别为他保留的“名誉院长”办公室后，看到的是一个思维敏捷、思路清晰、思想活跃，敢怒敢言、毫无怨言、笑看风云的改革派人物。

　　由于身兼北大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多个职务，还要参加各种论坛、深入一线调研等，现在的厉以宁很少有时间享用光华为他准备的宽敞明亮的“名誉院长办公室”。

　　与很多明星式经济学家不同，厉以宁不善于或不屑于寒暄客套，甚至有些不拘言笑。当问清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他便像讲课一样，开始了一场讲授与聆听式的新闻采访。

　　他说，自1979年开始，他的研究方向作了巨大改变：从之前的经济学史转到了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我认为自己只有四个学术成就。”厉以宁略作沉思后对记者说。

　　“第一个贡献，股份制。”提出中国的改革应该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线，因为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先有市场主体，而原有的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怎么改造呢？用股份制。因为股份制是产权清晰、明确的。“但当初在1980提出的时候，受到了好多人的质疑，后来还批判。但我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逐渐就受到肯定了。到中共十五大，确定了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道路。”他的股份制理论，还包括开辟证券市场，他当时是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

　　“第二个贡献，就业问题。”当时他提出就业优先、兼顾国家稳定，“因为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问题，经济只要一冷，失业问题一出来，社会就乱了。”但这个观点提出来后，他却被骂，他的观点也被歪曲为“通胀无害论”。“一直到了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以后，中央政策才接受我的观点，改成积极就业政策，提出就业优先。”

　　“第三个贡献，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他说，民营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2003年，他带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查组，在一些省市做了调查后，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送到国务院，温总理当天就批了，要求促成一个统一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非公经济三十六条’。”

　　“第四个贡献，提出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他特别强调说，城乡二元体制不是城乡二元结构，现在老说是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结构从古代就有，但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如电视剧《闯关东》，当时就有二元结构，但没二元体制。山东农民到了东北，愿意下乡就买地、种地，愿意到城里就在城里开厂、开店。从城里搬到农村、从农村搬到城里，都很自由。”

　　“后来出现城乡二元体制，1958年是关键，户口一分为二，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分开，城乡就隔离起来了。1979年安徽小岗村搞承包制，但它没有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它是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搞的。”

　　谈及因此出现的农民工问题，厉以宁表现得非常激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农民工。什么叫“农民工”？“农民”是他的身份，“工人”是他的职业。近代上海发展工业的时候，第一批近代工厂的工人都是农民，但只要一进厂他就是上海人了，家属就来了，孩子就在上海上学了，没什么区别。

　　“农民工问题必须破除。怎么破除？土地要流转，宅基地要置换，社会保障要统筹。”厉以宁对记者分析说，计划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经济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前一个已被破除，但后一个至今没动。

　　“对于误解、谣言和指责，一笑而过”

　　厉以宁是中国财经记者们最想采访的经济学家和名人，他的每一次亮相、每一次发言、每一个观点，都会成为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但他在家喻户晓、备受关注的同时，又充满争议、招惹是非：很多人赞扬他拥有学者的傲骨，直言不讳、针砭时弊、观点鲜明、言论犀利，也有人质疑他作为精英经济学家，误导大众，甚至说他为利益集团代言。

　　对此，厉以宁坦然一笑：“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觉者，必须跟着实践走。我最初提出在中国实行股份制也只是一个假设，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慢慢成为真正的理论。” “但提出假设也不容易，我的研究大都来自实践。这30年，除了西藏以外，其他省份我都到过。”

　　有意思的是，他的四个学术贡献，几乎最初都遭受过炮轰。其中，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股份制理论，遭受非议时间最长，被公开批判是私有化的代表。就业优先理论，则被扣上“通胀无害论”的“帽子”遭批判。“其实我没有讲通胀无害，我只是说失业比通胀更可怕。但被歪曲了，连某位大领导也到处骂我，但我坚持这个观点。因为中国和西欧是不一样的，西欧工业化200年了，其农村劳动力早已释放完了。但中国不一样，不仅有劳动力的增量，还有劳动力存量的转移，就业增长率下来是不行的。”

　　他说，被媒体歪曲报道的还有很多，如厉以宁说 “中国的贫富差别还不够大、越大越好”、厉以宁说“取消所有的福利”等等。“有人还给我伪造了博客，我根本就没博客，我家里计算机都没有。”

　　谈及这些被误解，历先生不自觉的笑了起来，说他从没有因此觉得“委屈”：“这些东西都经不起历史考验，要是我整天为这种事情烦，那就别生活了。以前遭的罪还少么，文革时被劳改、批斗、抄家，但回头一看都一笑置之。”

　　对于有人拿他跟其他经济学家对比，他回答很干脆：“不予评价，，我从来不跟人家争论的，你几时看见厉以宁和谁论战了？我就谈我的观点。”

　　尽管已是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并没有像现在的一些明星学者那样成立个人工作室，更没有让他人代为执笔的习惯。“我的所有书稿都是我自己整理，所有稿子都是我自己手写的。”

　　他说他现在还有很多书要写，但还没写出来，因为要忙于研究很多现实问题。“《资本主义起源》出版了，《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出版了，都是好几十万字。但《西欧经济史研究》、《工业化和制度调整》等，我堆了多年的笔记本、讲稿，早都应该把它们整理出来了，不然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