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可谓富豪“多事之秋”。从年初到年末，先后有顾雏军、张荣坤、唐万新等人被司法终裁获罪入狱。这些商界奇才，无一例外地都位列过福布斯与胡润富豪榜单。

　　“问题富豪”频出，大概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由此也引发社会各界对这一现象的深度探究。

　　“问题富豪”多“后生”

　　富豪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新兴阶层。尽管人数不多，拥有的资产也难与比尔·盖茨、巴菲特那样的西方豪强匹敌，但其天文数字般的身价仍是绝大多数国人不可望也不可及的。对于中国百姓，这个阶层的面纱却是西方人为我们揭开的。1999年，当《福布斯》杂志首次公布中国大陆100富豪排行榜时，排名前50位的富豪人均资产仅600万美元,但这足已令国人咂舌。到了2003年，前50名富豪的人均资产已经跃升到16.8亿元。富豪们的财富积累之快数额之巨，令人惊叹。

　　2003年之后的中国富豪榜单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上榜富豪多为“后生”，位列首富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看看下面这个榜单还可发现另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落马的“问题富豪”也都是些“可畏后生”。

　　沈阳欧亚实业公司董事长杨斌事发时39岁，因非法占地、虚假出资、合同诈骗等6项罪名被判刑18年。曾以身价9亿美元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正毅事发时42岁，2003年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而获刑3年。2007年又因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周曾以5.5亿美元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

　　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唐万新事发时40岁，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提起公诉。这位人称“中国股市第一牛庄”的人制造了建国以来非法操纵证券第一大案，涉案者上千人，影响波及全国。唐曾以19亿元人民币身价名列财富中国富豪榜。

　　上海福禧投资、沸点投资总裁张荣坤事发时35岁，因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五罪并罚，获刑19年。张曾以49亿元人民币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南京斯威特集团董事长严晓群事发时42岁，因涉嫌违规操纵证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而败露。严曾在2004年和2005年连续名列福布斯和胡润中国富豪榜。

　　“问题富豪”多后生，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阵营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法学专家李克杰指出，这个现象让人想起那些“被惯坏的孩子”。年轻而富有的“问题富豪”的确像被惯坏了的孩子，任性而无理。财富不是罪过，年轻也不是罪过。但当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时，这些被官员溺爱、被贪官纵容的孩子们必然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最终葬送自己。

　　“问题富豪”多有膨胀野心

　　“问题富豪”在问题败露之前，其成长经历的共通之处也耐人寻味。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暴富”，且无一例外地充满永不满足的财富欲望与野心。

　　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国首富”、南德集团创始人牟其中就曾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作为人生格言。他在狂骗大半个中国后，在2000年因“信用证诈骗罪”获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力终身；2003年9月，牟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保住了命，也燃起他重新实施他的“乌托邦计划”的希望。开发西伯利亚、喜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这些在常人看来“天方夜谭”的项目在牟其中眼里就是“小菜儿”。理想坚定而不轻言放弃——这也是许多“问题富豪”让人“叹服”之处。

　　“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这是唐万新信奉的哲学。还在其事业的起步阶段，唐万新就对媒体说：“我就是想当民族英雄！”希望成就自己“中国股神”的美名。他在2003年获选中国百富榜之后豪言“再有3到5年，德隆将进入世界500强”。但话音刚落便被捕入狱。在审判庭上，唐万新对法官说：“只要保我一条命，十年以后出来我还是一条好汉！”显示出财富枭雄的无限欲望。

　　“问题富豪”的壮志雄心之所以被人视作勃勃野心，是因为他们在欲望不断勃发、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胆子也越来越大。为了追逐财富，他们可以突破政策、法律、社会责任、公共道德、公众利益的“红线”，以他人的血营养自己的财富王国。

　　中国“问题富豪”的野蛮生长方式并不典型，而是普遍。记者粗略统计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暴富的“问题富豪”们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文化程度不高。2004年之前上榜福布斯的“问题富豪”七成以上出身农民，只有初中文化。有人用“无知者无畏”形容他们的发家史。这些天生的特质，也促使他们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敢于冒险，迅速打通财富之门。历数落马的“问题富豪”，都可看到“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者。唐万新从小小彩印店起步做出了“股票大王”；周正毅从卖馄饨起家做成上海首富……这些“问题富豪”出道时都是一贫如洗，却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国外资本家需要几十年打拼才可能完成的原始积累。

　　在历年的中国百富榜中，“无知无畏”的“问题富豪”与“知本家”型的富豪形成有趣的对垒。前者多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商品流通业、建筑业、地产开发业。后者多从事高技术含量的网络、IT制造。高学历的富豪们之所以能“守身如玉”，恐怕还在于自身学识与修养的修炼、对政策法规的学习与了解以及社会责任意识，远胜于那些没有文化的“土豪”。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就此分析指出：“中国富豪们短时间积累数十亿、上百亿的资产，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这里面必然同时包含着合法和不合法的，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

　　“问题富豪”挑战廉政法度

　　分析“问题富豪”们的牢狱之变，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富豪”的背后都相伴着“问题官员”。每有富豪翻船，必有官员落马。“问题富豪+问题官员=贪腐案件”，几成商场与官场生态“方程式”。

　　解析这个“方程式”，你会得出不变的答案，即权力部门的贪腐分子与“问题富豪”结成的利益同盟。权钱交易，权利寻租，正在严重侵蚀国家经济与政治肌体。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已成富豪们看家护院的兵丁，他们在共同利益诱惑下，掠夺式地积累财富，胆大妄为到了令人胆寒的地步。巨贪杨秀珠在任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期间，廉价批租土地，收受富豪贿赂数千万之巨。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李嘉廷、陈良宇……一个个贪官都联系一长串利益链，成为“问题富豪”滋生的营养链。 与贪腐官员的结盟，令“问题富豪”的财富浑身流淌着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援引一份统计资料说，问题官员权力寻租，“问题富豪”租赁权力，买卖双方吃掉了本该属于公众的利益。这一点在土地出让中表现尤其突出。土地批租的不规范、不透明和不公开隐藏着大量的钱权交易。房地产业既是“富豪加工场”，也是“问题官员的刑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算，近年来，土地征用过程中国家损失的收益数以千亿计。这些巨额资产落入谁的腰包？“问题富豪”频频落马已经给出了答案。

　　贪官们台上喊着“主义”，台下做着“生意”。“问题富豪”们则坐拥“权贵资本”。今天，你能找出一个从未与贪官结盟的“问题富豪”吗？不能！他们在租赁权力的过程中，让大批官员加入利益同盟，以使非法手段合法化、安全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富豪们抓住了国家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钻了法律上的漏洞，看破了一些官员贪恋财色的本性，于是，他们开始了与政策法规的博弈，且从不按常理出牌。而财富的迅速增加也使他们下更大的“赌注”，押宝式地拿下一个个官员。

　　“问题富豪”一直在挑战廉政监管与国家法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说，如果不从根本上强化对官员的监管制度，要减少“问题富豪”的产生是不可能的。赵晓主张，至少应当对一些主要环节进行制度上的改革，比如建立规范的土地交易制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税收机制与公共服务体系等。

　　经济学家吴敬链指出，腐败与官商勾结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改革不到位和改革遭到了扭曲。我们必须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市场办市场的事，政府办政府的事，一个好的市场必须要有政府来提供秩序、规则并有公正的执法。行政权力过大过于集中，行政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出现政府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官员凭借公共权力与民争利，令腐败有了可乘之机，滋生之地。

　　公共权力缺乏约束，一定会造成腐败，这是反复证明的事实。然而，谁来约束？如何约束？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求解这个课题。

　　“问题富豪”公开挑战法律与正义以及连带产生的“官场生态病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近年来，中央频出重拳惩治贪腐官员，即使身居高位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未逃过惩戒。

　　“问题富豪”引爆诚信危机

　　财富的积累，应有纯洁的品质支撑。无德官员与无良商人的勾结，令财富品质纯度大打折扣，也令胡润、福布斯、财富等富豪榜单备受公众质疑。

　　有人戏称胡润与福布斯富豪榜为“中国富豪沦陷榜”、“追魂榜”。这两个让众多富豪趋之若鹜的榜单除了标明富豪身价、提升富豪财富地位、社会地位之外，还张扬了富豪掌控的品牌形象，但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因为它将深藏于密室的财富拿到阳光下曝晒，接受公众监督与质疑。“问题富豪”们显然也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这个可以带给他们荣耀也可以引来“灾变”的榜单。“中国首富”桂冠固然可以吸引公众与媒体眼球，但同时也考验着你的财富纯洁度。在此情势下，想上榜又怕露富的也大有人在。去年，某地产大佬就曾对福布斯未经他本人同意登出其财富数额大为光火。他对记者明确表示：“我拒绝这个榜单。安心做好自己的事，图那个虚名有什么用？”但拒绝上榜的真实理由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问题富豪”也引发了上榜富豪的诚信危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统计近年来出事的“问题富豪”约占上榜富豪总数的半数。而这可能还是暴露出的“冰山一角”，那些没暴露的呢？没出事并不等于没有事。

　　已经拥有亿万资产的天津某民营企业家王先生说：“我也想上富豪榜，但你看看这些年一个接一个出事，让我又觉得上榜没嘛意思，即使我这样合法经营的人也会惹来一身骚。”这是一些躲避上榜的富豪们的一个普遍心理。

　　唐山市民常先生直言：“我很难相信那些富豪们的钱都是干净的。看看我们这里的一些私营矿主，哪一个没有背景？”这就是当今富豪留给公众的形象吗？

　　胡润在回答记者有关“胡润榜”的未来走向时说：“在富豪榜上出问题的比率是相当小的，还不到0.1%。”但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近几年来在胡润富豪榜中排名前5位的富豪大多出了问题。如果考虑未上榜单的隐身富豪的庞大基数，上榜“问题富豪”即使0.1%，也是一个壮观的阵容。

　　“问题富豪”已经引发社会对富豪阶层的诚信危机。这是富豪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造就了富豪，富豪们也成为推动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富豪们争上富豪榜充分表明中国早已不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年代了，人们的财富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改变。资本家更不是被专政的对象，他们已经进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议事机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不乏富豪身影，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中国的富豪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怜。因此，富豪很容易成为公众人物，成为财富偶像。这也更需要富豪们自律，在做生意的同时，更多地想一想如何做人，做一个遵守普世道德规范的“财富公民”。

　　遗憾的是，许多富豪尤其是“问题富豪”，他们野蛮成长为财富巨人的同时，也变成了“道德矮子”。如何让他们的思想与他们的财富比肩而立？也许，这是未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中必须解决好的课题。(记者 杨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