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等人，我得赶在外资进来之前，把该投的项目都投完。”15日下午，在杭州世贸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吧，宗佩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宗佩民是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睿”)的董事长，这家以财务顾问等服务见长的公司，进入创投领域才1年多时间，但已经投资了10多个项目，管理的资金达到了5个亿元。

　　在咖啡吧，不时地有客人来与宗佩民打招呼——这位在浙江本土公司的财务管理中浸淫20余年的中年人，目前已经和浙江300多家主流公司、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掌舵者熟稔。

　　“浙江民营企业家在创投这块已经崛起，创业者根本不需要担心有没有钱。只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和好的团队，浙江的民营资本多得很。”宗佩民说。

　　“他们都不缺钱”

　　每个周一的早晨，宗佩民会早早地出发，来到宁波，抑或是绍兴，考察项目。第二天，地点也许变成了义乌、温州，同样，也是考察项目……周五晚上，他结束一周的行程，赶回杭州，当天，他还会把这个星期考察的项目好好梳理一下，为第二天的决策作准备。

　　“几乎每个月都这样，一般每个月我只能在杭州呆上10天。”宗佩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资本为王的时代结束了，本土机构、境外机构，大家都进来了。”宗佩民说，目前创投领域的供求关系已悄然发生变化，项目变得非常强势，“资本短缺已经走向资本过剩，往往一个好项目，就有10多家基金在谈，你不出手别人就出手了。”

　　宗佩民考察的项目和投资的项目比例一般为1：50，也就是说，考察的50家企业中，平均只能投资一家，“这么低的比例，你当然得马不停蹄。”

　　即使看上了一个好项目，对方愿不愿意被投资也是个问题。浙江一个已经融资上市的企业家孙先生直言不讳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别以为我们需要融资了，就认为我们缺钱，我们更多地只是想引进外来的管理和服务。”由于资金充裕，孙先生也希望在不久后介入创投领域，因此对浙江的创投非常关注。

　　宗佩民对此并不否认。他说，在他所投资的10多个项目中，有八成的项目并不是因为资金紧张，“他们都不缺钱。”

　　今年7月份，华睿宣布投资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5500万元。相关资料显示，该公司是一家设计、生产大中型成套水轮发电机组的专业制造商，目前员工约500人，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华睿旗下的基金此前投资过康盛股份、金帆达生化、赞成科技、中欣化工等项目，上述项目几乎无一不是某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其自身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非常不错。

　　“企业看中的是你的服务，你本身在财务管理、成本控制、投资理念方面有优势，才能获得对方的认同，否则，即使你有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会瞧得上你。”宗佩民说。

　　“当然，我们也不是钱多得没处使，看到一个好项目就要拼命地挤进去。”宗佩民透露说，之前他看中了一个项目，投资额都已经谈好了，但签约前听说对方买了辆250万元的奔驰，“当时我就火了，后来投资就没有做成。”

　　他给本报记者总结了自己投资“好项目”的标准：其一是项目在行业中有不错的地位，最好是这个行业的隐形冠军；其二，双方都要有上市的愿望，希望能够得到规范的管理；第三就是有个品德良好的董事长，“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只要他的素质好，其团队一般不会太差。”

　　宗佩民感叹说，创业的人找不到钱着急；投资人窝着钱不能产生效益，心里一样着急；投的不是地方，更着急，“投资人就是在走钢丝时尽量保持平衡。”

　　浙江势力崛起

　　宗佩民告诉记者：“有了好的项目，我们再去募集资金，这非常容易。上次我们发行创业投资基金3个亿的规模，2小时就被5家企业抢光了。”

　　浙江有着异常丰富的民间资金，保守数据在万亿元以上，“如果有1/10甚至是1/100转化为创业投资，那将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宗佩民说。

　　最近一年多来，浙江本土的创投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6年7月，由5位自然人出资的浙江红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浙江首家由自然人出资兴办的民营创投公司，先期预备投入3000万至1亿元一人。

　　早在此前的3月份，由温州商人林阿信发起的首华创投正式注册，当年11月份，第一笔3000万元基金到位，钱主要来自他旗下实业公司及其他上海温州商会成员。林阿信18岁开始创业，在进入创投领域之前，他一直在上海从事实业。

　　“其实，我们在2006年初，就已经介入创投领域了。”宗佩民表示，在苏州、上海纷纷成立民营创投公司的情况下，精明的浙江商人并没有落后。按照宗佩民的预算，华睿投资的项目在年底将达到20个，基金或超10亿元。

　　浙江省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登记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超过30家，风险投资资本30多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近500个，累计投资金额达16亿元以上。

　　“其实远不止这些。”在宗佩民的估算中，浙江本土起码拥有100家以上的风险投资机构，很多集团公司也拥有自己的风险投资部门。“我们上市了，有了闲散的资金，既然有别的好项目，我们同样也可以投资别人，为什么不去获得更大的回报呢？”孙先生说。

　　在浙江，“草根型创投”已显出雏形。在企业草创期，大部分浙商都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款，或者通过几个合伙人筹资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而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几家企业把钱筹集起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相互借贷，这就是目前浙江“草根型创投”的渊源。

　　本土VS境外

　　“一般的外资创投不会去参与企业的管理，但我们必须时刻为企业服务，我们最有竞争力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的服务非常到位。”宗佩民说。

　　在华睿，活跃着一支由30个人左右组成的涵盖法律、经济、财务等专业的团队，基本上每一个项目，团队的成员都会参与进去，为企业提供从融资到上市的全方位免费服务。

　　在浙江，一般创投的模式是先募集资金，再寻找项目；在整个后续过程中，不参与管理。现在这种模式正发生改变。“这种模式的成本比较高，也不容易得到企业的认可，大家都在努力向服务型创投转变。同时，由于进入创投的门槛并不低，有闲钱但没服务的创投公司的资金也正在向服务型公司聚集。”宗佩民说，以后创投公司的竞争就是服务的竞争。

　　竞争的背后是境外创投基金正在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浙江。近来几乎每一个在浙江召开的创投论坛，都会吸引来国际顶尖的创投机构。

　　“我一直向硅谷的投资人和银行家们推荐浙江，因为这里的民营经济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形态之一，非常具有生命力，也很有发展空间。”赛伯乐(中国)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NEA投资合伙人朱敏觉得，如果要在中国复制硅谷模式，浙江显而易见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竞争肯定不可避免，”孙先生说，国内创投行业在资本、人才各方面都有瓶颈，原因就在于国内创投行业发展时间不长，“这导致了多年以来境外VC主导的风险投资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他们‘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优秀的成长性企业进行投资，通过境外上市获取高额的回报。”

　　宗佩民认为，浙江的创投领域有很多公司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好，理念和定位也比较模糊，同时，被投资的公司也存在“崇洋媚外”的心理，“其实，浙江创投公司已经在学习、创新，知道专业服务是今后创投的方向。而且，我们是深深扎根在浙江这块土壤上的，有利于实现先进服务模式与本土化管理的有机融合。”(宗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