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为了嘉奖阎敬铭对清王朝的贡献,曾当面称呼他的尊称,而不是直呼其名。这违反常规,在皇权时代是极少见的情形
《资治通鉴卷二八九》载:五代后汉时,朝廷上的官员们发生过一场争吵。“枢密使史弘肇厉声曰:‘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曰:‘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自是,将相始有隙。”王章时任掌管财政的三司使。毛锥,据胡三省注曰,以束毛为笔,其形如锥也,此应指政府收税记账所用的毛笔。这就是西方学者也曾争论过的“刀剑”和“钱袋”的关系,古今中外,无论哪个阶级加强统治,治军与理财,“一个都不能少”。
中国历史上确实出过不少国家理财能手,如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宋之王安石等,不过,提起阎敬铭这个名字,今天可就没几人知道了。这个“气貌不扬”(《清史纪事本末》)的官儿,却是清末咸、同年间著名的“中兴”大臣之一,人称“救时宰相”。这位响当当的财政首席执行官,曾以极高的个人品质和理财业绩,在清季乱世中写下中国财政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从“处级”干部到“省级”干部
清末国势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国家财源不济。从咸丰三年到七年,户部每年的库存银子已降到了6万多两,只够前线湘军士兵一个月的军饷。打仗是最花钱的事,诺大一个帝国,开支动辄以千万计,国库却空空如也,这日子还怎么过?财税遂成为朝野上下高度关注的政务问题,专业理财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被各路诸侯争相引进。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前方战事正吃紧,指挥长江中游战区军事行动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把时任户部主事(相当于处级干部)的阎敬铭“借调”到前线,让他“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阎敬铭很快就以极出色的工作绩效扭转了军队粮草供给不足的困境。咸丰十一年三月,胡林翼给朝廷打报告,对阎敬铭作出高度评价:“敬铭公正廉明,是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自接任粮台依赖,删浮费,核名实,岁可省钱十万余缗。”此时胡林翼已身染重症,自知命不长久,于是在报告中极力向朝廷推荐阎敬铭:“臣敢保其理财用人必无欺伪”。
胡林翼的折子对阎敬铭的升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年的4月到9月,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朝廷三次下达任命书,一年后即官拜山东巡抚,被一举破格提拔为“省级干部”。于是,名不见经传的“丑小鸭”变成了出将入相的二品大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光绪十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一年授东阁大学士,仍领户部,“知遇之隆,一时无两”。该书又载:一次宫中议事,慈禧询问恭亲王奕䜣,恭亲王回道:“此事丹翁最清楚,太后可以问他。”慈禧遂转过头来对阎敬铭说:“丹翁以为如何?”阎敬铭一时手足无措,赶紧跪下磕头。阎敬铭字丹初,因受时人敬重,被尊称为“丹翁”,现在连太后也这么称呼,可见当时此人在朝野上下的名头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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