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有企业看,一些企业近几年把自己的利润更多的用于投资领域当中,如果通过PE投出去,相对会减少风险,相对的责任也会比直接投资的责任减轻。与此同时,企业要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实行新的产业战略方向选择,也都会推动大型国企PE投资倾向的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大型金融机构要获得足够的市场配置率,必须在权益类资产当中有根本的动作。但近几年二级市场大幅波动和节奏的不易把握,让机构难以实现超额收益,于是一些大型金融资产管理纷纷向PE领域寻求新的突破口,谁的突破口早一点,谁就获得先发优势,才可以实现自己资产总体收益率的提升。谁如果落后了一步,这方面的收益率将会大大减低。甚至是,一些信托公司为了获得自己的生存和长足发展,也开始涉猎PE领域。当信托公司在市场中以股权抵押来实现信托资金获得时,已经是十分接近PE了,只要做稍微变更,就可以变成权益类股权。以至于有的信托公司,现在的主要功能已经不是在做信托产品,而是做变向PE产品的融资功能。
从政策角度来看,应该说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向保险资金放开股权投资的政策等,包括各地政府陆续推出的为了吸引股权投资机构落户,在注册、税收等一系列方面给予的一些优惠政策。另外,国务院在今年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的36条,还有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一系列政策的发布对于投资来说都是利好消息。
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看来,与境外机构在交流碰撞过程中有一个清晰的感觉,即全球资产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的资产配置向PE方面的比重有逐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一观点也进一步印证了“不差钱”的看法。相关分析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后,在以美元为主的量化政策推动下,货币向西方实体经济流动的趋势远没有向金融投资领域流动的趋势强,此外也造成了货币向本国实体经济流动的趋势远没有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动的趋势强。另外一方面,通过私募股权的投资,全球资产配置向新兴市场中的PE直接投资领域推动,造成新兴市场直接投资的配置比重逐步增大。有关人士预计,未来几年中,全球机构中有5%左右的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会以每年大约一两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
上述几种趋势聚合在一起,将在中国PE市场上兴起强大的“不差钱”推动力。在王忠民看来,还有一个潜在的推动力是捐赠资金,虽然目前的社会制度体系还没有给它留足够的空间,但如果其直接通过PE投资获得长期有效的回报,那将又会形成一股新的力量。
本报记者 潘晓娟 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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