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物价高了还是收入低了？

　　眼下，防通胀已成为上至决策层、下至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不过，既然要防通胀，就需要了解现在的情况怎样？引发通胀的原因是什么？以及通胀可能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表面上看，当前物价出现了持续上涨的势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今年5月份以来，我国的CPI就开始逐步攀升，而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4%，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8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7%。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也首次承认，今年全年的CPI可能将突破年初设定的3%的警戒线。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为当前的通胀找到诸多的理由。比如有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需求拉动型通胀，也有美元泛滥致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胀，还有因原材料和劳工成本上升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那么，目前的通胀究竟是个什么水平？究竟是高了还是处于较低水平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历史的和动态的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看，目前的通胀水平其实并不高。

　　30多年来，我国共发生三次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第一次出现在1980年，当年的商品价格上涨率达到7.5%，这对于经历了三十年价格管制制度下保持长期物价稳定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第二次发生在1988年和1989年，这两年的通胀率超过了18%。高通胀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由此展开的严厉的治理通胀措施使得国民经济一下跌入低谷。第三次则发生在1993年至1995年，这三年的通胀率均超过了14%，其中1994年更高达24.1%，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

　　总的来看，30多年来，我国CPI超过20%（可以称为奔腾的通货膨胀）的有1年，10%~20%之间的有4年，5%~10%的6年，0~5%之间的有16年，物价出现下降的年份有4年。也就是说，我国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处在温和通货膨胀（CPI小于5%）时期，而超过5%的时期也总共有11年的时间，占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重。

　　显然，拿现在不到5%的通胀率来看，其实并不处于很高的通胀时期。因为即使是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2007年和2008年，我国的CPI指数也达到了4.8%和5.9%。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此，为何并不高的通胀率却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这其中的根源，就在于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大大抵消了居民收入水平的实际提高。数据显示，如果以1978年为100，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指数2008年为815.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为793.2，但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522.7，其中城镇为563.5，农村为390.7。

　　食品是我国居民主要消费支出项目。目前，我国的恩格尔系数为40%左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大都在20%以下。因此，食品价格的波动会对居民的实际收入或实际购买力产生重大影响。

　　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食品价格指数多次出现飙升的态势，比如在1994年和1995年通货膨胀时期，食品的价格分别大涨了35.2%和24.7%，其中粮食的价格更是大涨了48.7 %和34.4%。在本次的物价上涨过程中，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10月份，食品价格上涨了10.1%，为CPI贡献了74%。

　　居住类价格指数同样是导致物价上涨的另一个“推手”。从2004年起，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每年的上涨幅度都在4.5%以上。今年10月，居住类价格上涨4.9%，为CPI贡献了16.6%。虽然房价并未计算在内，但事实上购房款在整个居民储蓄和实际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随着房价的飙升，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大降低，更出现了一批规模庞大的“房奴”。这部分人对价格更为敏感，这也是他们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收入分配不公更是目前物价上涨承受力总体下降的根源。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同样的物价上涨幅度，对富人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不平衡的通胀还造成了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我国的物价水平无论是在地区分布还是在城乡分布上，均呈现出典型的不平衡上涨特征。在地区方面，以上海和贵州为例，从2003年至2008年，贵州的CPI均高于上海。在城乡方面，农村的物价上涨幅度历来要高于城市，今年10月，城市CPI上涨4.2%，农村CPI上涨4.7%，农村要高于城市0.5个百分点。在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扩大的时期，不平衡的通胀更加剧了低收入地区和农民的生活负担。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胀导致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的下降，特别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份额中比重逐渐减少和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放大了物价上涨带来的冲击和危害。换句话说，物价上涨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而是收入分配出了大问题。

　　因此，对中国来说，在治理通胀的同时，更应该注意提高居民的抗通胀能力。特别是应该采取多种措施降低通胀对中低收入阶层带来的冲击，这其中除了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物价补贴外，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尽快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也应成为防通胀政策体系之中的重要内容。(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