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源头入手,多部门联合形成联防体系,严格审查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性,评估进出口价格的合理性,对于大额预收或延付货款进行备案登记,合理调控其融资期限;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审核并监控生产性资金的流向,防止其转向房地产市场或股市。金融部门要监测存款账户中的存留量状况,追踪大额、频繁异常流动情况,重点关注外汇短期流动信息。同时。外汇管理部门要及时掌握外汇项目的信息变动,尤其是非居民以及个人外汇账户的开立及资金流动情况。
再次,对于已经流入进来的热钱,要努力治理国内市场,疏通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资本市场运作能力,优化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投资,合理规划资本流出。
第三,对于国内其他一起推动价格特别是食品上涨的因素,要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对于农产品产量因灾害性天气影响而下降,应采取“疏”的措施。从增加供给入手,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比如落实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鼓励、利用价格基金支持扩大相关短缺农产品生产、完善强化大宗农产品储备体系并及时进行储备投放等举措。
对于游资炒作或利用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和不规范而涨价的现象,应采取“堵”的措施予以坚决打击,有些甚至可以采取直接价格管制措施。首先,加快建立金融、工商、物价等多部门价格预警和调控机制,对炒作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给予严惩。其次,严格打击消费品流通环节,特别是农产品流通环节层层倒手批发、层层加码加价现象,遏制通过串谋等手段来哄抬农产品价格的不法商业行为,从而让农产品价格回到正常的价格波动区间。再次,借鉴韩国为应对“泡菜价格危机”而降低燃气费的经验,目前对于油、电、水、气等垄断行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应严格进行控制,不宜过快、集中进行资源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减缓叠加效应。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我们要承认其合理的部分,不宜堵只能用疏的方法应对。我国当前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由于人工、土地、资源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而运营成本上升,对此,我们要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增强消化高成本的能力,防止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物价过快上涨。
第四,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伐,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收和增加中低阶层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的方式,提高整个社会承受通胀的能力,这也是一条“疏”的措施。
刘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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