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反差会使外部压力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一种常态,并突出表现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经济体受其政治制度的限制,任期短、选举频繁、常常会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回应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从而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特别对中国,提出‘缺乏合理性’的要求。”肖耿说。
汇率交锋考验博弈智慧
无论是在波多马克河畔的IMF和世行秋季年会,还是在韩国千年古城召开的庆州会议上,各国财经要员在进行会晤磋商时,都离不开“汇率”这个惹眼而棘手的议题。
如果留意的话,你会发现盖特纳在庆州会议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发言时并未指责中国,而是在发言中两次用看似褒奖的口气提及中国——“世界的均衡发展需要传统上有大量顺差的国家减少出口依存度,转向更强劲的国内需求拉动;这需要相应的政策调整,就像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那样”;“那些汇率大幅低估的国家承诺将向市场导向型、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政策靠拢,就像中国现在所做的那样。”
这两个提法是否有“拔高”中国并试图强加责任的潜台词还值得细究。毕竟,就在一个多月前的9月16日,在美国国会就所谓《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举行的听证会上,盖特纳厉声称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不够快;在10月上旬召开的IMF和世行秋季年会期间,盖财长在华府的“夜宴”上,曾让日本、加拿大、法国等传统盟友“合围”人民币汇率。盖财长褒奖中国是在暗示下半年延期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不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还是又一“诈胡”或“捧杀”手法?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告诉记者,美国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发展本国经济上,只有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回暖后,一些国家才有提高币值弹性的更大空间,否则它们也无法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和民众利益。
对于庆州会议上汇率这个讨论的焦点问题,韩国财长尹增铉认为,如果各国争相让本币贬值,暂时会提高出口的竞争力,但同时也会导致贸易对象国的经济萎缩,贸易保护措施增加,从而使全球贸易规模萎缩,世界经济增长趋缓,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庆州会议的《联合公报》指出,发达国家需警惕汇率过度、无序波动,从而帮助新兴经济体更好地防范热钱流入问题。但在世界经济现实的经纬格局中,由于美元在全球的特殊地位,美国央行的国内货币政策效果势必会“走出国门”。在相当程度上,国际汇率波动和热钱问题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按市场人士预计的那样,美联储近期再度开闸放水,那么势必会殃及池鱼。
然而,美联储的高官则对“池鱼”的忧患置若罔闻。美联储重量级成员、纽约联储主席威廉•杜德利10月25日在康乃尔大学演讲时说,美元并非美国央行要关注的目标,如果美联储管好创造充分就业和保持价格稳定两项任务的话,“美元自己就会管好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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