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资本的大量流入,亚洲国家根据各自的汇率制度作出应对。
一般来说,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通过汇率升值减少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有的选择不进行干预,有的则选择央行实施对冲政策。
总体而言,亚洲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应对资本的大量流入,如有些国家通过运用对冲并同时保持汇率的适度灵活以降低资本流入的影响。
《财经国家周刊》:全球经济反弹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怎么影响亚洲国家货币政策?
李一衡:如果全球经济扩张,全球货币流动性就会随之扩张,使得资本直接流动到亚洲国家。
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促进亚洲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亚洲国家为了保证流入的资金被适当使用,他们非常小心。我认为亚洲国家在处理货币流入方面做得不错。
关于宽松货币对消费、投资和净储蓄的影响,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利率低于正常水平时,亚洲国家的消费受到的影响比投资更大。因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着重保持投资水平。
银行存款是亚洲国家家庭储蓄的主要方式,如果利率下降,他们的财富和收入也会减少,从而影响消费。
宽松货币政策会减少更多消费,因此净储蓄(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可能会增加。过去十年,许多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宽松,这意味着亚洲国家净储蓄数额的扩大。
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部分取决于全球经济和亚洲经济中的货币情况,这是我们的新发现。
全球货币差价和全球失衡存在一个反馈循环关系。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的货币环境也将变得宽松,从而导致了净储蓄的增加,进一步加剧全球失衡。
亚洲国家的储蓄使大量美元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导致美国政府证券的低回报率。大量资本回流国际金融市场反过来又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从而影响亚洲国家国内货币环境,反馈循环由此形成。
中国:强化内需驱动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体现了这一点。那么你怎么看待目前的中国经济复苏?接下来的走势如何判断?
李一衡:我认为,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预期,主要是其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不同的环境: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比危机前要慢。
综合考虑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转换需求,我们发现有两个转变在同时发生:一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二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转向私人经济增长。
由于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通过私人经济拉动增长尚需时日,其未来走势取决于政府决定要怎么做。如果很快撤出刺激政策,经济走势将比较陡峭;如果逐渐撤出,未来增长趋势将先有所下降,再缓慢上升。
从当前政策来看,政府部门肯定是希望像后者那样发展,因此,财政刺激退出将更加渐进,一个表现就是,今年的财政部门明确宣布了与去年大致相同的政府预算。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将会比去年收得更紧,因为担心私营经济增长环境过于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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