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五中全会落幕,“听众席”上关于“十二五”的民生讨论如火如荼。而与往年相同,各界智囊也在“幕后”以观点碰撞齐聚“圆桌会议”。有趣的是,对于GDP增长预期的传统关注随着全会公报提法的改变转了“风向”,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成了专家们的热门话题。
尽管观点纷呈,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财政赤字等不可回避的现状,促进消费被公认为“调结构”的必由路径。由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作为扩大内需的隐含逻辑也浮出水面。
记者注意到,在当初为“十一五”规划定调的公报中,只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粗线条的概述。而“十二五”在即,在原本框架式的公报中,却对收入分配作出了细节化的表述。
淡化“数量”强化“质量”
一直以来,强调经济发展“数量”的GDP增长值都是公众瞩目的焦点,但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却淡化了其背后的“GDP中心”论调,整份公报都未提及“十二五”的GDP增长目标。而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稿,也就是为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画下了战略图谱。
“过去的GDP指标体系存在着诸多缺陷,它只能反映增长部分的 ‘数量’,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忽略了对社会经济福利而言许多非常重要的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导程恩富对记者分析,“比如在垄断市场,社会福利会由于垄断价格而发生损失,GDP就无法真实表达,而一些有损国民福利的‘非法生产’也被隐性地内含在社会财富中。 ”
据了解,公报中被“高亮”的内容从GDP转向了民生。在描述收入分配改革时,公报提出的两个“提高比重”尤为具象,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还在二次分配层面提出,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告诉记者,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都过低的现状,是由中国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决定的。 “过去十年中,中国产业一直以资本密集化发展方向为主,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70%以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更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只能日渐萎缩。”
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3.4%下降到了39.74%。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约为50%。相对地,企业营 业 盈 余 占 比 从 21.23%上 升 到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攀升至20.57%,如果加上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等,政府的预算收入几乎占国民收入的30%。
“调收入”旨在“调结构”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 ”刘煜辉认为,这种经济增长的循环模式依赖于外部需求,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亟待调整。
“在双顺差时代,虽然消费不足,但高储蓄和高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消化,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格局、产业分工和资金流向出现了较大变化,依靠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难以为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祁京梅观点也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必须调整储蓄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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