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企业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的限制,单纯依靠企业责任感似乎还不足于推动整体市场发展。同时美国州政府设立强制总量目标的自愿减排也不适应中国国情。因此,虽然有了天交所的“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但VER在中国目前仍处于零星发展阶段。
事实上,虽然近年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VER在全球碳市场中的比例也仅仅占了0.27%,与配额交易市场相比仅是九牛一毛。
“因为形成规模化的碳市场有三个基本条件:科学性、稀缺性和流动性。基于这个观点,VER不可能有大规模发展,因为它虽然满足了科学性,但不满足稀缺性和流动性。”北京环交所总经理梅德文曾向本报记者表示。
因此,对于中国的当前条件来说,VER也许并不是最终发展方向,但至少能够满足亚里桑德罗·维特利所言的第二种需求,即通过练兵来进行能力建设,循序渐进地为碳市场发展积累经验。
中国特色的“相对总量控制”
仅从目前全球碳市场的组成结构来看,无论是CDM还是VER都只能算是边缘,只有强制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才是主流,也被业内人士公认为是必然方向。“发展VER也是无奈之举,只可以作为过渡。”邹骥告诉本报记者。
除了VER之外,专家认为,眼下还有一步需要尽快走的棋,就是基于碳强度指标尽快建立中国本土市场的碳价格体系。
也就是说,虽然仍然缺乏绝对总量,但中国提出的“2020年前,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单位GDP碳排放强度40%到45%”目标,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黄杰夫看来,无疑是中国碳市场发展的一个绝好契机。
黄杰夫认为,如果把碳强度指标分解到各个行业甚至企业上,就能使得碳市场出现一个实际的价格信号。再根据政府政策的指导和交易所的合作,以市场的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使得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向低碳进行改组。
实际上,这也相当于仿效欧盟,先在一些特定行业中试点碳强度指标分配,使得企业之间产生自由交易的可能性。与国内目前仍然通过行政区域来分配碳强度指标导致市场的分割有很大区别。
这其实是一条既区别欧盟总量绝对控制模式,又区别美国自愿市场模式的第三条“中国特色”之路,即“总量相对控制”。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副总经理穆玲玲曾如此形容。
不过,如何实施“总量相对控制”,将碳强度指标与落实到每个行业、企业的量化指标进行“无缝对接”,仍然充满了难题。比如碳的盘查和测算、登记,各个企业合理的指标设定以及各种体制设计,都还面临着从无到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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