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收入分配成焦点 专家建言干预初次分配(2)

　　推动同工同酬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

　　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有超过40%的，差距最大的是东莞，农民工工资不到城镇职工的30%。

　　国际上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社会平均工作的40%～60%，这就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所以，他们要用脚投票、闹“民工荒”。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照现在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以多得3000亿～5000亿元劳动报酬，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等惠农措施的规模。仅农民工欠账这块积累，对于我国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都是极其巨大的。

　　2009年和2010年，大家都说处在工资快速上涨时期，但最近在福州又出现了汽车工厂工人罢工现象，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工厂职工工资现在也不过才涨到1000～1200元，还是很低。

　　国外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可以比较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20年之内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日本没有户籍制度隔离、城乡隔离，所以也不存在农民工的概念。日本的农民从农村迁徙后，14天之内凭“誉本”(类似身份证)就可以到所迁在的地方政府登记变成当地的人，其子女和儿童须在三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与当地儿童一样安排入学。

　　我国现在还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造成这样状况的关键问题就是城乡户籍制度，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行政分隔，而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典型的行政手段，是政府行为。

　　所以，稳妥地改革户籍等一系列行政分隔劳动市场的制度，政府责无旁贷。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是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