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十二五”主攻目标 收入调整时机已至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今日召开，“十二五”规划进入最后的敲定阶段。《国际金融报》记者综合各方信息，力图大致勾勒出“十二五”规划的几大目标。多位专家认为，有质量的GDP增长、城镇化以拉动内需、培育高端制造业、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将是“十二”五规划的五大主攻方向。

　　有质量的GDP增长

　　目标：7%至7.5%

　　有专家预测，“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调控目标或在7%至7.5%之间，政府将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

　　得出上述结论的根据来自目前中国“三驾马车”对经济贡献的分配比例较不平衡。目前，外贸行业由于欧美经济疲软，复苏颠簸不定。而投资和消费领域则不易在短期内得到充分发展。由于观念问题以及社会保障等系统并未得到完善，消费领域或许不能被迅速启动并占据主动。而在投资领域，当前电力、电信、公路、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建设都已过了投资的高峰或快速增长期。分析认为，“十二五”时期，这些产业的投资增速将明显下降。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在“十二五”中后期也将趋于完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少。

　　有接近决策层的经济学家向《国际金融报》表示：“各种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国新一轮的规划中应该能够制定合理的GDP增速。至于到底增速几何，还要看全球的经济恢复状况。”

　　城镇化向二三线扩张

　　目标：扩大内需

　　从目前各种高层表态分析，中国已不再以出口作为增长的标竿与主要动力，而是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基建政策和城镇化政策，引导内需、刺激消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由于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中国的整体消费能力极度受限。尤其是广大的农民工阶层，基本没有多少消费能力，而让广大农民脱离“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城镇化。

　　孙立坚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当城市化的过程开始由一线城市向外扩张时，应做好前期的科学规划，“大跃进式地进行城市化，在拉动初始的基建需求之后，留下的只是形象工程。此外，还会给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将形成新的投资机会、消费潜力、出口贸易。那么，面对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矛盾，扩大内需必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调整经济结构首要任务。

　　抢占产业链“至高点”

　　目标：高端制造业

　　多位专家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危机过后，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需要培育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来应对欧美需求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如果不能把握趋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势必在新一轮竞争中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工程院院士、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表示。

　　“中国是钢铁制造大国，但中国很多船用制造钢板还要从日韩等国进口，中国虽然生产了世界上数量最大的纺织品，但中国的纺织品几乎没有叫得响的国际品牌。”一位研究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教授对记者感慨。

　　有专家透露，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被明确为“十二五”规划编制的重点之一，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战略重点和重大举措也将随之确定。其中，高端制造业可能成为重中之重。“十二五”规划核心是抢占高端制造业制高点，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培育新经济“增长极”

　　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

　　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试图寻找能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美国把目光集中在智能电网的发展上，而欧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发展绿色产业上，在中国，新能源、智能电网、绿色经济、物联网都将有望成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近来，中央高层领导密集赴地方调研，在多个场合均强调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尽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地方参与热情高涨，均表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写入到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中。

　　据记者了解，目前上海“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上海要成为中国综合实力领先、在若干领域跻身世界前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广东更是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头号工程”，“十二五”期间安排了百亿元的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引导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软件和物联网产业会在未来保持快速增长。新能源方面，据目前透露的消息显示，整个“十二五”电力行业规划中，火电将大举让路，装机量退居70%以下，清洁能源装机将超过30%。风能产业、光伏太阳能产业、核电等有望成为最具潜力的投资方向。

　　收入调整时机已至

　　目标：收入增长

　　高盛/高华日前最新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倾向于在“十二五”期间通过推出工资集体协商制并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作为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坚定倡导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政府需要通过推进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

　　王小鲁建议，一是尽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争取把全体居民基本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二是纠正收入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通过健全制度，杜绝腐败、公共资金流失、灰色收入、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等不合理的现象。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黔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近年来的人口结构趋势也为政府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劳工供应整体增长趋缓，劳工市场正在逐步接近“刘易斯拐点”(即达到农业不再向工业传送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总体收入增长应会赶上甚至超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分配至家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将会提高，这将十分有利于调整增长结构。(记者 孙维晨 马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