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需要法律的刚 还需要文化的软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互助互济、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我国尚未制订关于募捐的专门法律法规。日前，提请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湖南省募捐条例(草案)》，对慈善领域备受关注的“骗捐”、“诈捐”等问题作出了规范。

　　在慈善法尚未呱呱坠地的时代背景中，湖南率先慈善立法，不无突破意义，诚如相关官员所称：“该条例不仅可以弥补当前募捐立法的不足，而且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实践经验。”同时，在“骗捐”、“诈捐”层出不穷的现实语境中，不无现实意义。

　　说到疑似“骗捐门”我们并不陌生，报道已经举了一例：“每喝一瓶××山泉，就捐赠了一分钱”，今年，因公益促销没有制订出具体起始时间、地点、产品等系列规范制度，导致公众不清楚其捐赠金额等情况，一企业被指“骗捐”。至于疑似“诈捐门”更是不胜枚举，2008年就有媒体报道，1998年南方抗洪救灾6亿元募捐款，竟然有一半没到位。其中不少属于“诈捐”，即有的认捐的企业其实并没有捐赠的意图，或者根本就没有捐赠的资金实力，而只是利用“虚假”的公益捐赠，达到为本企业进行免费大规模宣传的目的。

　　也许正因为屡屡出现“诈捐”情况，今年4月的一场慈善晚会上出现了尴尬的一幕。今年4月20日，由中宣部、民政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红十字会联合主办、央视承办的一场名为《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的晚会举行，举行之前，相关部门明确提出，善款要先到账，企业才能举牌，即企业的捐赠资金在接受捐赠的公益机构确认到账后，凭捐赠发票领取晚会门票才能在晚会上举牌亮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善款先到账才让举牌正是无奈之举。

　　其实，诈捐现象存在多年，一直令人头疼。按说，我国虽然没有《慈善法》，但有《捐赠法》，该法第十二条明文规定：“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受赠人。”此外，承诺捐款，却出尔反尔，

　　诺而不捐、诺而少捐，也违背了《合同法》，但因为种种原因，相关人很少受到惩处。如今，湖南拟出台的相关条例，“骗捐”或可致刑责，遇“诈捐”可追索兑现承诺，也许确能有效防范“骗捐”和“诈捐”。

　　但显然，如此条例的出台，令人五味杂陈，这足以说明当前有些人把慈善当做作秀或犯罪的工具，如果一个人、一个企业连慈善的主意都敢打，岂不令人悲哀？毕竟，慈善是个良心活，慈善不容玷污，若一再被玷污，足以说明当下的社会道德水平何其不堪。同时，更值得叩问的是，我们的慈善文化、慈善生态何以如此堪忧？一个真正保有慈善之心的人或企业，不可能拿慈善开玩笑，如果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慈善文化，拥有了健全的慈善制度，也许就不必煞费苦心地构筑法律法规了。再说，即便有了法律法规，会不会打消人们慈善的积极性？

　　因此，一方面固然需要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需要培植慈善文化。在美国，全民慈善，人人皆慈善，慈善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远远达不到这一点。这固然与悠久的慈善传统有关，也与人们信得过慈善组织有关。比如，世界巨富比尔·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建立了著名的“15条军规”，欢迎外部监督，善款运作极其透明。

　　一项调查显示，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捐款，高达到九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对捐款不放心”，笔者的不少朋友也说宁愿面对面捐赠，也不愿意交给慈善组织；宁愿捐物，而不愿捐钱。无独有偶，陈光标也曾表示，他要将募集而来的善款，亲手送到特困户手中。此举耐人寻味。很显然，只有把善款亲手送到受助方手里，方能真正做到善款善用，避免善款被挪用、被截留、被侵吞。不少时候，一些慈善家慷慨解囊，不吝于捐赠，但遗憾的是，他们的一片善心被伤害了，被权力吞噬了，如此一来，他们还会捐款吗？

　　慈善需要法律的刚，还需要文化的软，正如中华慈善总会理事章立凡认为，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诚然，除了法律，还得有文化，否则慈善行之不远。慈善事业被称为“玻璃缸里的鱼”，唯其越透明，民众才越放心；唯其慈善文化越发达，民众的善念才越奔放。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