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加速 三大“陷阱”考验中国城市化进程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明显加速，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也加快释放。不过，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变形为“房地产化”，城市化潜力遭遇“透支”；或者使“转型”成为“转产”，城市定位雷同并存在明显偏差；或者止于“浅层城市化”，公共服务覆盖严重不足，大量进城农民远未成为市民——在日前举行的上海世博会“经济转型和城乡转型”主题论坛上，各方人士对“城市化陷阱”进行剖析，提出警示。

　　警惕过度房地产化透支城市化潜力

　　在大城市，人们最苦恼的问题当属“高房价”冲击。北京、深圳等位于城区中心的商品房售价均达到数万元每平方米，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事实上，一些房地产人士之所以看涨中国楼市并动辄与香港、东京等地相比，一个重要理由便是：我们的城市化率离这些发达国家、地区的城市差距甚远，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潜力故而巨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为４６．６％，２００３年以来每年增长１个百分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化仍将保持高速推进。每年上千万农民成为城市人口。继一线城市之后，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正在迅速崛起，这些地方房价上涨之快，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增长。

　　论坛声音：深圳迈瑞医疗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航说，高科技企业最重要的财富是人才，但如果深圳房价不下来，企业是难以吸引人才的。近期有房地产企业在深圳推出了一批小面积公寓，均价每平方米２．５万元，对方说高科技企业团购可以优惠。对此，一些员工说，即使有优惠，还是买不起。今年有一批员工离开了公司，部分原因就是深圳房价太高。他说：“中国应该长期坚持房地产调控，否则未来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我国居民有购置房产的习惯。而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是在食用城市“未来的午餐”。现在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恰恰碰到了土地价格过高而难以“落地”的问题。他建议，要坚持长期的房地产调控，杜绝地价、房价反复上涨，使城市化的潜力逐步释放，带动经济转型。

　　避免盲目追求“产业升级”而使城市定位雷同而脱离实际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共有６００多个大中小城市，但却有１００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内大都市，有三五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ＣＢＤ），有１０多个城市瞄准建设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一些城市习惯为自己“重新定位”，在产业上过于强调“转型升级”，引进企业非“五百强”不要、非“高精尖”不受。许多企业也纷纷弃传统产业而不顾，片面强调转型升级、“退二进三”。千篇一律的产业定位，使一些城市脱离了当地居民尤其是新进城人员的就业需求。

　　论坛声音：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中国７０％的劳动力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城市化进程必须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企业需要转型，但并不是说要转产。比如一些纺织企业，一二十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一点核心竞争力，怎么能说不做就不做了？即使是做皮鞋，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样依靠简单劳动力能做出世界名牌。我们的企业能不能用十几年、几十年时间做出世界名牌？否则老是“开辟新领域”，受不了的。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说，城市化进程面临着不断的细分和重构，比如印度的班加罗尔细分了许多发达国家的软件产业，重构了内陆的科技城市，临近上海的昆山小镇花桥，细分走了金融中心城市的银行后台业务，成为国内第一个非金融类的、全服务业的开发区。即使在服务经济下，也不是服务业一枝独秀，一个完整的信息化和服务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可使所有的产业出彩，精髓就是科技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

　　提防“浅层城市化”使进城农民无法成为“市民”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接近４７％，但实际上许多尚在城市流动打工的农民工也被纳入城市人口的统计范畴，而这部分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实际上并未真正“城市化”。因此，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实际城镇化水平将远远低于目前的统计数据。

　　论坛声音：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说，我国城乡均衡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浅度城市化”，大量农民工来到城市，但并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以常住人口计算，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４６．６％，而我国城镇户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３３％，这意味着有１３．６％、１．８２亿人没有户籍地生活在城市里。此外，还有多达４０００万的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一般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正是由于逾２亿“准城市人口”的存在，他认为“浅度城市化”将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李稻葵认为，需要改革户籍制度释放城市化的潜力。目前有些城市，给符合条件的外来常住人口一张“绿卡”，持卡者只要居住到一定的时间，就可以转为本地户口居民。这是一种改革思路。他还建议，要把与户口相关的福利的含金量逐步降低。

　　樊纲建议从农民的角度看待城市化进程，他说：“城市化一个特殊含义就是农民进城，而农民最初进城时一定是低收入阶层，为此城市化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以便吸纳低收入阶层，让他们均衡地享受公共服务。”（叶锋、何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