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债务危机看欧元区体制性缺陷

　 今年上半年，一场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使欧元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一度有望向美元发起挑战的欧元黯然失色。在这场危机中，欧元区体制性缺陷暴露无遗，这给欧元前景蒙上阴影。

　　剖析这场危机，虽然成因种种且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危机集中爆发于欧元区内却反映了某些共性，尤其是欧元区“天生”的体制性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曾指出，从总体财政状况来说，欧元区并不比美国或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糟糕，但欧元区却在债务危机中首当其冲，这背后反映的欧元区架构问题值得深思。

　　基于各国政治意愿，欧元区成立之初只是统一了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财政政策，财政大权依然被视为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这种二元结构从一开始就遭到过质疑，但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其危害性才真正显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从事先预防来看，这种二元结构无法对欧元区内成员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财政纪律松懈。二是从事后应对来看，二元结构充分暴露出了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

　　为便于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单一货币区内的成员即便不能统一财政，也应在财政上保持步调一致。针对欧元区财政“短腿”的天生缺陷，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欧元区成员的财政协调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事实证明，公约执行力相当有限。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率先陷入债务危机与其多年来无视欧盟财政纪律，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常年超标有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打击则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希腊政府最终陷入危机。

　　与此同时，欧元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守规矩的赤字国提供了“庇护”。通常，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发行国债融资的成本将会上升，这会迫使该国及时巩固财政，但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却失灵了。

　　这一方面与希腊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起因于欧元“保护伞”。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希腊等国享尽了欧元“红利”，得益于欧元区的低通胀、低利率政策，这些国家依然不用为融资发愁，欧元区的低利率政策甚至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过度消费。结果当问题累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市场的剧烈调整令欧元区付出了代价。

　　在应对危机时，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欧元区“中央”财政作后盾，再加上所谓“不救助”条款，当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它只能依靠自身财政作为偿债担保，可谓势单力薄，难以消除市场担忧，同时也为投机者逐个击破提供了机会。有分析人士拿希腊与美国某个州作类比，尽管美国个别州的财政状况比希腊还糟糕，却不会出现类似希腊的危机，因为有美国联邦财政作后盾。

　　另一方面，欧元区在希腊陷入危机后也没有一套现成的应对机制可以弥补“中央”财政的缺失。欧元区国家在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后才出台希腊救助机制，这被认为是造成危机一步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债务危机还暴露出欧元区长期存在的内部经济失衡。近年来，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元区国家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经常项目赤字累积，与德国等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成为欧元区的薄弱环节。基于欧元区内部各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任何一个成员的危机都有可能波及其他国家，从而诱发整个货币区的危机。

　　针对债务危机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欧盟已着手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成立一个由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亲自“挂帅”、包括各成员国财政部长在内的专门小组，就改进欧盟经济治理拿出具体建议，由定于今年１０月召开的欧盟峰会定夺。

　　在今年５月的首次会议上，专门小组提出了加强欧盟内部经济治理的四个主要目标，即强化财政纪律、消除成员国竞争力差距、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一套长期的危机应对机制。范龙佩称，欧盟正处在关键时刻，接下来所采取的措施将决定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命运，欧盟应当从债务危机中汲取教训，从危机预防和管理两方面入手防止类似危机重演。

　　根据欧盟领导人的授权，欧盟委员会６月３０日提出完善欧盟经济治理的初步建议。建议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即强化以《稳定与增长公约》为基石的财政纪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和竞争力差距以及建立一套永久性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与专门小组的思路基本一致。

　　可以说，债务危机在给欧元区带来巨大考验的同时，也为欧元区体制完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欧元能否像欧盟领导人坚称的那样会渡过眼下难关并变得更加强大，人们拭目以待。（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