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不能再等

　　切实改善民生，努力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努力扩大就业。要大力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三是加快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廉租住房和公租房建设规模，安排好灾后重建。

　　全国政协17日在北京举行专题协商会。促进中国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多位委员关注的热门话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强调，要切实改善民生，努力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8月17日，全国政协召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专题协商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扩大内需则是改善增长动力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会议主题切中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点”，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式转变作为协商研究的重点，众多政协委员对促进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建言献策。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参加会议的委员们指出，投资、消费比例失调，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缺乏稳定性的根本原因。为此，扩大内需，必须优化需求结构，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扩大消费，着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委员认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他分析说，把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我国几个指标作一对比（全部用现价）：2008年的GDP未1997年的3.8倍，财政收入为7.1倍，外贸出口额为7.8倍，固定资本形成4.5倍，最终消费3.1倍（其中居民消费2.9倍，政府消费3.6倍），企业利润总额为14.1倍，城乡居民收入为3.0倍，居民储蓄4.8倍。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增长的倍数都是最小的。居民收入增长少的原因是由于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以利润的形式流向了企业，以税收的形式流向了政府。居民收入增长本来就少，因社保体系不健全，居民消费有后顾之忧，又把钱大量存进了银行。而企业和政府则用利润和税收及居民储蓄去大力增加投资、生产和出口。长期以来这成为我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动力。

　　李德水强调，扩大内需的主攻方向是农村。在居民收入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7年的2.5倍扩大到2008年的3.3倍，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处在最低端。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八亿多，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下，必然影响全国消费的增长。同时，这也是我国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巨大市场潜力之所在。

　　李德水委员建议，下一步的财税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把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作为工作目标。同时适当微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

　　全国政协陈勋儒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时也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将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作为规划目标之一，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他指出，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矛盾，消费不振导致内需拉动乏力，这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由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未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合理分配比例，劳动者报酬偏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初次分配格局中，我国政府收入比重不仅高于多数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比重则低于大部分国家。

　　陈勋儒委员还建议深化改革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如加快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和奖金总额管理，强化垄断性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调控，降低一些垄断性行业准入门槛，允许民营资本参与竞争。此外以非国有企业为重点，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政府应实施“结构性减税”方针

　　作为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政协委员许善达在发言时指出，增加居民消费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即相应减少政府和企业比重）。政府应该也可能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方针。

　　许善达委员表示，1994年实施税制改革时确定税负水平的原则是保持原总体税负水平不变。这个税负水平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和企业分配格局,大大高于市场经济要求。十几年来税负水平总体呈现降低趋势，而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一直在大幅上升，从12%已经提高到20%以上（如果计算其他收入，目前政府收入比重早已超过30%）。政府应该也可能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方针，经过若干年，使我国税负水平降低到与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相当的水平。许善达认为，结构性减税和政府收入高速增长完全可以同时实现。那些顾虑减税影响政府收入增长的建议对推动财税改革有着负面的影响。

　　而在结构性减税措施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项措施可以进一步降低劳务的税负水平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负水平。

　　此外，许善达认为，我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实施所谓旨在“压低房价”的物业税或房产税。许善达在会上陈述了他反对征收此税的理由。他分析说，一个国家的税制和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发达程度低的国家只能以流转税为主体，随着发达程度提高，所得税比重逐步提高，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实施高额财产税的。借鉴个别国家高额房产税便认为中国可以复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第二个理由是，在我国社会矛盾比较多时期，政府应该也可以对商业活动直接征税，不宜对广大居民直接征收。农业税的废除已经从正面提供了经验，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城市居民住宅的征用拆迁已经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如果对所谓高档住房长期征收高额房产税，必然诱发政府与居民长期的矛盾，使政府长期与相当数量的居民处于矛盾可能激化的关系中。这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高档住房政府应该也可以增加税收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并为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提供财政资源。但是，唯一可以实施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是允许地方政府对高档住房（包括二手房）征收适当额度的一次性消费税。这样，政府只要监管房产证就可以完成征收过程而不是永远处于与房产主的征收高额税款的矛盾之中。记者 徐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