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施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使我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我国存在的储蓄率过高、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应通过一揽子结构性政策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由于汇率政策影响内外整体比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政策地位不应低于一般的产业政策。如果内外比价关系不正确,国内经济的价格扭曲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汇率政策与其他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套,可更好地发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2005年汇改以来的实践证明,一揽子结构性政策为发挥汇率在影响内外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创造了条件;而汇率改革的适时推进,也能为其他改革赢得空间,在我国资源价格等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汇率政策还与解除进口管制、放松外汇管制和加快走出去等政策相结合,对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发挥重要作用。汇率的灵活性增强,还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三、2005年以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绩明显
促使企业加大产品升级换代和创新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2006-2008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受到一定抑制;区域结构更趋合理,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占比上升,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下降。同时,“引进来”、“走出去”步伐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程度和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企业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大量出口企业通过提高售价转嫁汇率升值损失,实施积极财务管理。对外贸易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扩大进口支持内需,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2005年6月至2008年6月,我国累计进口27290亿美元,其间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相当于节约进口成本16497亿元人民币。同时大量的技术、装备进口迅速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生产效率。此外,通过降低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特别是减少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物价的影响,直接缓解我国物价上涨。
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和更加平衡的发展。在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共同作用下,三大产业关系更趋合理,服务业比重增加,2008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9%,较2005年上升2.6个百分点。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配合了国家加快中西部发展战略的实施,2008年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为37.1%,较2005年上升1.3个百分点。我国资源大量向出口部门分配的倾向得到改善,更多资源向内需部门分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200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0.8%,较2005年上升14.9个百分点。低估汇率鼓励劳动力向出口部门集中的导向有所调整,推动了就业向非可贸易部门为主的服务业的转移。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总就业人数中服务业占比较2005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长期看,工业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将推动制造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吸纳的就业有下降的趋势;而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吸纳就业更具稳定性,空间也更大。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有利于发展对外关系。人民币浮动体现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努力与诚意,维护了我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切实缓和了对外经贸关系,有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汇改至2008年,外国对我的贸易救济调查虽未停止,但涉案金额小,且多属于局部性、自然性案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我国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我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格局。
四、应动态分析看待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企业的影响
由于坚持了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三性”原则,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企业承受力继续增强。即使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众多不利因素下,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各项指标仍稳中趋升。出口未受到实质影响。2006-2008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3.4%,进口年均增长19.7%,是外贸发展的黄金时期。汇率浮动促使出口从简单加工转向深加工和精加工,拉长了生产链条,细化了分工,增加了就业岗位,就业保持良性上升态势。2006-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总就业人数增加了16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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