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人力资源系统已经给员工们发邮件,号召川渝的员工申请回成都,但响应的人不多。
一些人开始跳槽。如今的龙华和观澜,涌动着莫名的躁动。
富士康一位刚跳槽的课长对媒体说,公司号召他去成都,安家费是10000元。然而,他夫妻俩在深圳已有了小孩,住在梅林关口,举家迁徙并不容易,为了留在深圳,他选择跳槽到华为。
陈江民是河南固始人,在深圳工作5年,“吃的喝的,都习惯了,你让我回家,我真不能接受。”有消息说,富士康的下一站可能在郑州,这一点都没让陈江民兴奋,郑州又怎么样,回老家还有几个小时路程,这样的距离,最是尴尬了。
他的几位同事,也已经跳槽到华为。陈江民有时抱着牙牙学语的儿子,留在深圳的念头就更加明确,“大城市机会多,儿子得有出息”。
而对于潮州人胡启周来说,北上是不可想象的,“想到北方的大雪和沙尘暴,就脑子抽筋地疼。”
今年5月,已有一些富士康员工迁往河北廊坊,公司为鼓励大家外迁,补贴3000元的安家费,但要一年后才发放。一位员工告诉媒体,他所在的部门,“已从8万人降到1.5万人”。
在过去两年里,陆续搬迁的目的地,主要是四川、河北廊坊、烟台等地,那些地方原有的厂区不断在扩容。已经证实的消息是,富士康手机业务将搬至廊坊,笔记本电脑业务将搬至重庆。
观澜厂区的厂子里随处可见被打包的机器,用巨大的木箱装着,有些很快会被拉走,有些则暂时搁置,堆在厂区角落。
整个转移的时间表,富士康方面至今没有完整透露,这不免引人猜测,也让一些工人焦虑不已。
“先安心工作,该搬的时候就搬。”龙华厂区G区办公室一位员工说,“此前员工对外传递了搬迁的去向,公司高层在内部发文彻查谁泄露了机密,表示要严惩,现在有什么动向,富士康也不再向员工透露。”
东环二路往龙华街道方向的路上,有很多餐馆,以川菜馆居多。老板说,很多人来此吃散伙饭,一拨一拨的。
连接厂区和外界的富士康专线小巴995线路,此前一个上午就能跑四五趟,总是人满为患,售票员说每天千把元的进账都是小把戏。为了增加生意额,995线路的小巴数量今年初还特意增加至30辆,却没想到,一系列的跳楼事件后,就看到报纸上不断说厂子要搬迁了。
另一班车,从罗湖汽车站开往富士康的352公交车,也是富士康员工来往于工厂与城市的摆渡,30多公里,48站之多,总是拥挤不堪,在车厢的中段还专门辟出一块地方,供那些带着大包小包的外省人摆放行李,他们就是坐这趟车来到富士康,而现在,真的能坐到底站“富士康工业区站”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此前的繁忙季节,这班车的服务时间甚至延长至凌晨4时。
而在龙华,连接厂区和宿舍区的巴士,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往那么繁忙。
陆陆续续有人走,就像以前陆陆续续有人来。
其实,富士康的搬迁早就开始了,只不过没有被过多关注。当今年连续的跳楼事件发生后,这些低调的转移才被大张旗鼓地曝光,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与跳楼事件有关,与加薪有关。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富士康自己的逻辑故事。
按照规划,富士康PCB事业群(主要生产笔记本、计算机、显卡)将以秦皇岛为中心,激光电事业群将以晋城为中心,深圳原来做CP事业群(主要生产游戏机等电子消费品)已完全搬至烟台。
2008年的某期《21世纪商业评论》曾分析说,深圳制造的软肋很明显。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 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
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 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现在手机产能转移到河北廊坊等地,的确缓解了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因为,廊坊开发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750 元。
“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东清湖村,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押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
在网上,有人还很乐观,说:“富士康走了,有可能伟创力会来,怕什么呀。”“来来走走,常规而己。”
伟创力是目前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已经在中国拥有25个厂区,它们大多选在了深圳、珠海、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实伟创力的内迁之旅也在进行之中。他们的目的地据说是江西,而不是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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