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致力于在改革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3)

　　“郎顾之争”之后，张维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尤其是网民对他铺天盖地的责骂。

　　但张维迎并没有改变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耿直特点。2006年，张维迎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文中提到，“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使得张维迎几乎再次成为“全民公敌”。

　　张维迎的好友、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和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都为张维迎进行了辩护。陈志武表示，声讨张维迎的人都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茅于轼则认为，“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但独立学者袁剑却认为，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建议中，忽视了公众，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而“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 而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尘埃落定数年之后的张维迎说，“人类本身有一个思想的市场”，因此，“同意和反对就是人类观念市场竞争的一部分。”

　　张维迎曾经为舆论所扰。一度，他曾经抱怨说，“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如今，他的目光转向了对自由与阻碍自由的制度分析。他发现，“人类最宝贵的是还有一种思想的自由”：

　　“现代社会越来越可以表达我们脑袋里面想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称为创新性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几乎都是跟传统碰撞比较厉害的。每一种新的思想的出现，都是在原来思想的束缚压迫下出现的。中国本身在变革的过程中，也有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现实就是，从想问题到表达出来也还有一段距离，有些人可能勇气大一些，有一些人做出了却不敢说，因为说出来要得罪人。”

　　遥遥看过去，那些争吵的烽烟，已经离51岁的张维迎越来越远了，或者，他越来越不在乎了。

　　他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他发现，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成长快速，但仍然受制于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则必须依靠法治，规范政府行为，以法治来切实保护个人产权。至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的“原罪”问题，甚至是奶业行业出现的“三聚氰胺”问题，他也认为制度环境要负一定的责任：

　　“中国的情况是，政府的政策多变且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大部分企业的企业家没有稳定的预期，就容易追求短期利益。人的行为和环境是相适应的，政策环境一定会影响企业行为。”

　　因此，他的目光开始对准了政府的权力：

　　“市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自己幸福，先要让别人幸福。这个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历史上有好多的时代，是一部分人的幸福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需要让别人幸福他自己就可以幸福。现代社会只有一个组织可能是这样，那就是政府。政府不需要让你幸福而他自己就可以幸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强制性。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是税收。政府说他要给大家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公共服务值多少钱？鬼才知道。”

　　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最基本的保证就是产权，一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社会是可怕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因此，“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

　　2009年2月19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作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他认为，各国政府所喜欢的经济刺激计划等凯恩斯主义措施，是短视的做法，政府“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

　　张维迎还主张，“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及一半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话音刚落，身为中投公司总裁的高西庆便起身与之辩论，张维迎却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在近日出版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张维迎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中国今后30年改革路径的预期。他认为，中国前30年的改革中两个最大的主题，也即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环节。下一个30年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改革。其中，第一个15年是司法的改革，让司法成为约束政府权力的主要力量。

　　“政治改革说到底是为了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怎么约束政府”。张维迎对政治改革的前景很有信心：

　　“20年前你怎么可以想象，政府会因为行为不当被起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二三十年前，公审是最典型的刑讯了，抓起来之后开一个全厂全村全乡甚至全县的公审大会，戴着帽子站在几千人面前，那时是很自然的。但是现在大家就可以挑战这些问题，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对于改革路径是否会锁定，或者进入经济学家诺斯所谓的“权力界定权利”问题，他认为，从演进的观点来看，“制度的变更是很复杂的，事后来看，当然会有很多不完美的东西”，但，“制度变革是不能停下来的，要不断往前走”：

　　“社会的变革中好多东西，在历史上看既缓慢又迅速。我认为，无论怎样，未来30年中国政治体制变化，不会亚于过去30年经济体制变化的速度。”

　　虽然除了经验之外，张维迎并没有给出未来制度变迁的有力理由，但他仍然自信于他的判断，像一个农民对于天气和收成之间的经验总结一样的执拗。 (刘彦 杨正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