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致力于在改革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2)

　　针对中国几乎成为社会问题的城市高房价问题，当年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同学、著名房地产商冯仑在今年1月份发文说，未来十年内，“解决中国房价，要靠双轨价格”。也即，在一部分核心区域，靠竞争价格；在保障房区域，政府控制价格。

　　2008年年末，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张维迎说，当年对双轨制认识很粗浅，没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但是，“价格双轨制没有失败”。因为，“总体来讲，中国由于实行了双轨制，所以采取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转换方式，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轨”。

　　“双轨制”这个概念，在张维迎看来可以理解为，“我们要修路，但是得留出一边的老路可以走，你不能同时把全部路段砍断等修好了再走，所以它是渐进式的、平稳的。我们应该从大的视野看历史，看改革，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大方向。历史不能细看，看得太细就会迷失大方向”。

　　“化掉的冰棍论”

　　1990年至1994年期间，张维迎在牛津大学的学习目标，集中于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也许正是因为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剥削劳动”这一思维直觉的反动，使得深度品尝过农村匮乏滋味的张维迎选择了这一研究的重点。而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结论则是，“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

　　对企业家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行为的激励，此后一直成为张维迎企业理论和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1994年，从英国回来的张维迎，劈头赶上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中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

　　在这一领域，中国经济学家“费脑汁最多、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满意答案”。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但由于“谁也可以拥有就等于谁也不能拥有”，没有人真正能够为企业的盈利负责，国有企业长期出现亏损，成为80年代中央和各地地方政府的重大负担。8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政企分开和企业扩大自主权。后来演变为承包制为主的“放权让利”。但扩大了自主权的承包制企业也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工资侵蚀利润等短期行为，企业经营者并没有真正的动力去发展企业，技术改造也难以启动。

　　90年代争论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前者不改变所有制，只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寻求改变；而股份制改革则涉及所有制形态和股权结构的变化。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也形成了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

　　为谁所有，姓社还是姓资，是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观念改造的中国人斤斤计较、耳熟能详、擅长辩论、也最敏感的一个领域。农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可以顺利进行，就在于名义上，仍然归“农村集体所有”，虽然这一所有制形式在后来的权利界定中成为无数麻烦的重要原因。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文件还提到，“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但根据《吴敬琏自传》中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回忆，“在1993年的那个文件中，是相当混乱的，你说好的地方，就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混乱的地方，就是放任，把现代企业制度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搅在一起，并不清晰。”

　　吴敬琏断定，国有企业必须走产权清晰化的股份制道路。

　　不过，他有一个与张维迎的前任、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光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是公司只有确定“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有效运行。

　　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设想的人。早在1986年9月，厉以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设计中，厉以宁更以设计了“国有股与流通股”的价格双轨制闻名，被称为“厉股份”。

　　网上流传着厉以宁引起巨大争议的一段话：“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但长期改变人们的观念却非易事。“社资 ”不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1995年后，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

　　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张维迎此时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年轻气盛”的张维迎，想法与厉以宁几乎一致，就是“改革财产制度，必须搞民营化”。另外，之前在体改委研究所6年的工作实践，也让张维迎深深懂得了“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论和实用主义方法论相加，促成了张维迎在国企改革中“冰棍论”观点的形成。

　　张维迎日后流传甚广的“冰棍论”，与厉以宁“牺牲一代人”的观点日后引起的争议程度大致相当：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山穷水尽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明确公司制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但一般只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二级企业，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终于开始进行。

　　约束政府权力

　　张维迎眼中的民营化有两个内容。其一是鼓励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其二是使国有企业民营化。进入21世纪，这两个领域的合力取得了惊人的结果：

　　1978年时，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0.7%，但到了2006年，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了9.7%，而非国有的已经上升到了90.3%。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万多家，下降到2006年的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25000千家。

　　但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一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讲演，引发了著名的“郎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维迎挺身为企业家一辩。

　　2004年8月24日，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诋毁他们的贡献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随后，这场争论被扩大化。“右派”阵营中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其仁、张文魁等站在了张维迎一边。而杨帆、韩德强、左大培等“左派”则站在了郎咸平一边。“左右”关系，一时紧张。

　　2005年8月，顾雏军及其主要助手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