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致力于在改革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人们的观念革新是构成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张维迎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致力于在改革进程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的人

　　已过“知命”之年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安静地关好身后的对开大玻璃门，谦和地坐在记者对面，毫无传说中的狂放之气。玻璃门身后长达近百米的宽阔露台，彰显出此地仍然是中国最贵最好的经管学院之一这一事实。新建的北大光华经管学院栖身北大科技园中，与老光华周围的博雅塔，以及燕南园、畅春园里的老式中国建筑相较，风格有明显的新旧之别。

　　崭新的中国经济学，也如新式建筑一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突然生发，并以显学的地位取代了训诂考据、探幽寻微的传统之学和其他“富国强民”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也迎来了人生的灿烂时代。

　　1984年9月，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莫干山会议”举行，年仅25岁的张维迎力促价格“双轨制改革”，深得老一辈经济学家马宾、茅于轼等的赏识，并于该年9月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0年，在从事6年的改革调研工作之后，31岁的张维迎赴欧，在牛津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并先后取得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1994年归国后，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走进北大。从此，张维迎每日漫步于北大新旧交错的建筑中，一如他多年来以市场派的身姿挺立于舆论洪流中，也交错于学者和改革参与者、精英与民众的碰撞和断裂中。

　　2010年7月，张维迎的新书《市场的逻辑》出版。在书中，除了收录了他与改革有关的研究论文外，还专门有反对在经济危机时出台刺激政策的一篇文章。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之际，张维迎的言论仍然大胆。

　　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的张维迎，已经不像年轻气盛时那么直截了当，而多了几分不确定性的圆融。比如，当回答记者提问的怎么能够保证他所预测的中国政治改革将在未来30年成为改革主要内容时，他婉转地说，“我说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这种说辞和方式，太不“张维迎化”了。

　　历史上的学者张维迎，曾经如催生他的那个时代一样大胆，一直致力于挑战人们的观念。

　　为钱正名，为价格正名

　　1982年3月，23岁、身为西北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豪迈之语：“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

　　彼时的中国经济学，秉承的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之学，还固守在计划经济指令和分配的框架之中。而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结果，是长达几十年的物质匮乏。囿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中国经济学亟需寻求突破。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以自由主义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学之间，显然还有一道界限。但现实的疆土，在那时已经松动了。从文革的政治灾难和极度匮乏中走出来的中国，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新的思想和学问。

　　那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1月26日至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983年，还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正如题目一样，作者在文章中对“金钱的身份和功能进行了某些肯定”。尽管文章“尽可能多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金钱的诸多论述”，仍然惹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批判者认为，该文的“拜金主义思想和断章取义的行为，严重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文使张维迎备受争议的同时，也使他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虽然如此，陕西人张维迎并没有因此改变性格，并且，循着对金钱功能的作用，张维迎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工具——价格。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后来成为他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的核心，就是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这样一个转变。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 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在多年之后，成为经济学家华生和张维迎的一段公案。根据华生的回忆，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周小川、周其仁、郭凡生、楼继伟、李剑阁、田源等都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小步快调、不断校正价格体系”的方案。而“价格双轨制”的来源，是张维迎“完全的市场派观点”，与华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何家成(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高梁(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以及蒋跃(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共同争论后形成的“先放后调”思路被采纳的一种结果。华生在一篇文章中还回忆，当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当时中央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

　　“莫干山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正式公布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

　　“价格双轨制”这一基于现实变迁的易行性而采取的实用主义行为，虽然为日后废除多数领域内的计划价格扫清了障碍，但也为寻租带来了天然的制度空间。并且，时至今日，价格双轨制虽然在原计划价格的大多数领域内被消除，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还长期存在。比如，中国的城乡土地之间、城市用地的工业与商业土地之间、“限价、竞价”土地与“招拍挂”土地之间，一直存在多重价格双轨制；允许协议转让与进场交易并存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价格双轨制、股票发行的双轨制、公务员与企业及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职工在退休工资上的双轨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