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正当其时

　　有关报道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预计今年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看来，“国富”即大河有水已是不争的事实。

　　国富的优势显而易见，然而如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太高，即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合理，也会带来相应的消极后果，那么，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合理呢？这里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与其他国家作一个比较。美国当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9%，日本当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5%，我国当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合26%。估计我国今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高。上述的对比说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世界上的其他主要经济体。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就很难健康地科学运行，很难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发展方式也可能难以改变。

　　第一，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决定了一旦遇到像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启动经济的时候我们只能主要靠政府投资，因为民间缺少投资和消费的足够力量。我国启动内需保增长的实际情况是靠政府天量的货币投放，与这样的启动方式相伴随的是启动质量不高、极易造成环境污染、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种种问题。此外，按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的要求，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启动”，一旦经济启动起来进入正常状态，还得靠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这恰恰是我们目前缺乏的。这种缺乏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显然与收入分配格局向财政收入倾斜不无关系，这样的倾斜使民间缺少足够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

　　第二，当大量的国民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时候，必然会通过税收的形式加重企业的负担，挤占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张瑞敏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上讲，现在企业利润薄得像刀片一样，企业经营十分艰难，更不用说自主创新方面的研发投入。我始终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果企业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小河的水少了，枯竭了，势必会影响到大海之水。通过税收形成的过高的财政收入，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也加重了居民的负担，这种负担会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近似于竭泽而渔的做法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第三，财政收入占GDP比例过大的分配结构会助长经济增长主义，忽视民生。所谓经济增长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增长崇拜”，把增长作为目的，一切为了增长，甚至不择手段。推崇增长主义的政策主张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偏向国家的财政收入，偏向企业利润，进而用其所得继续促进经济增长。

　　增长主义必然忽视民生。增长主义首先会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偏向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一定会偏向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资，因为这样的投资格局有利于继续增长。在增长主义的主导下，尽管基础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转而投资民生会产生更大的效用，然而最终的投向依然是生产性投资。增长主义绑架了民生，是我们一直强调改善分配格局、改善民生、却迟迟难以见效的根本原因。增长主义形成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成就了增长主义。

　　第四，政府虽然可以集中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政府用钱的效果通常不如民间。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别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托给委员会或参议员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的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效果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产权约束以及知识和信息的约束。从实践来看，很多地方政府的投资热衷于亮点，热衷于政绩工程。中央政府则通过项目审批进行投资，然而，在项目审批的过程中，即使审批者是廉洁公正的，也会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很多失误。反观浙江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投资成功率相当之高，一是他们了解市场，二是他们用的是自己的钱，他们赔不起。

　　最后，说白了，集中大量的财力于政府之手，由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依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谁是投资的主体，进而是哪种推动形式更有效果。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藏富于民间，市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了使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了提高整个居民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指数，我们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正当其时。当年美国里根政府就是因为及时减税，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才使得经济稳定发展，才解决了滞胀危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着产业结构提升，内涵着创新，内涵着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内涵着既不放弃外需，又特别重视内需，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政府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进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学者 李义平)